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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有些人把心理醫生當作騙子，特別是像我這樣行走江湖的游醫。

面對這樣的誤解，我常是不屑一顧的。套用一句俗話來說——信則有，不信則無。你覺得心理咨詢有效，那你就用；你覺得扯淡，我也無法阻止你。

可是，更多的時候，我以及我的同行，深切地體會著一種身為騙子的悲哀。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也的確會欺騙病人，雖然這欺騙行為，經常是被迫的。

我們的欺騙，并不是指利用病人達成私人目的。也許有些行業垃圾會這么下三濫，但大多數有良心有職業道德的心理醫生還算潔身自愛。

可我們的欺騙，往往從一接觸病人，就開始了。

最直接的表現就在于我身份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在接治青少年案例時，這種現象特別明顯。

我是誰呢？這是家長們往往頭疼的一件事——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向自己需要幫助的孩子進行解釋。

直截了當說我是個心理醫生吧，似乎不妥，孩子們很難接受。在這個心理宣傳還不普及的年代，心理問題患者還是被人們聯想成為變態或瘋子，如果傳了出去，也會造成孩子自尊心受傷。特別是，在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之中，我們并未讓孩子意識到心理問題如此常見，也并不像傳言中那么可怕。

那么，如果不說是心理醫生，該怎么介紹我呢？一位好心的有能力的有教育背景的叔叔嗎？可這樣的一位叔叔憑什么去干涉孩子的私事？這么定位似乎也有不妥。

于是，我還是叔叔，只不過成了家長口中各式各樣的叔叔。有時候，我被稱為一個作家，撰寫心理學著作；另外一些時候，我是個大夫，擁有心理學背景；還有些情況下，我被當作老師，帶出過優秀的學生。總之，我不是我，可能是任何東西。

關于我身份的最復雜的謊言，是這樣說的：我是一個賣咖啡豆的，因此和那些身為咖啡店老板的父母們交情莫逆，但這不足以解釋，我為什么會走進家庭，關心孩子的問題。所以，我又被宣稱為：并非本地人，因為外地人的身份，所以我在北京也就沒有一個安定的家；由于沒有安定的家，作為獨身男人的我，當然不可能總是勤快地給自己做飯，于是就老去外面吃；吃的次數太多了，因而覺得外面的飯菜油太大，很不爽；繞了一個大圈子，總算回歸主題——這對咖啡店老板夫婦，因為總是從我那里低價買到咖啡豆，所以，心懷感激的他們，決心請我吃飯。又因為上面的條件，所以不好意思請我在外面吃，于是熱情地要求我來家里做客！這就給我接觸孩子制造了便利條件。

怎么樣，聽起來和上學時候做的數學題差不多吧，一步一步的，推理挺嚴謹。

“可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我不了解咖啡豆啊，萬一孩子問到怎么辦呢？”

“那我教給你唄，知道些基本的就行！”于是，孩子父親開始教我辨識咖啡豆。

“但是，”我提出了一個更為嚴峻的問題“可我并不是外地人呀，說話不帶口音，咋辦？”

“沒事，我是天津人，我教你。”于是，孩子母親開始教我地方話。

拜這些熱心腸的家長所賜，我不得不在工作之余，增添五花八門的知識儲備。為這份無奈的騙局也平添了許多增長知識的機會。

然而，我畢竟是以欺騙開始的，這對于病人來說，也許是不合適的。因為心理咨詢最重要的一條原則就是公平和信任。

我扮演著兩個角色，長此以往，樂此不疲。

當然，這一類的欺騙，大多用在青少年病例中；我可從沒有想到，在楊潔的自殺咨詢中，也要用到這一點。

事情要從當晚八點鐘，我和李詠霖的會面說起

我吃了餛飩睡了傍晚覺，起床，和李詠霖約好八點鐘見面。

照例是茶樓雅間，不必贅述。8點整，我們都到了，楊潔的姐姐楊穎作陪。

說完了開場的寒暄，我們直奔主題。

掏出一份六頁紙厚的協議，我說：“請看一下，如果有問題，咱們討論，如果沒有，簽字生效。”

李詠霖有些吃驚，從昨夜忙碌至今，他只睡了幾小時，看起來還不如不睡，眼睛有些迷離，反應也很遲鈍：“哦？這個，艾先生，我們絕對信得過您，有必要簽協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