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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譯者前言

我從來沒想到會翻譯一部德國軍事著作。多年來，象許多海軍將官一樣，我打算把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親身經歷寫出來。結果，和他們之中的大多數人一樣，我決定放棄這個打算。據說，已故的海軍五星上將歐內斯特-金講過，如果照他的意思辦，關于太平洋戰爭的公報就只有一句話：“我們戰勝了。”我的戰爭回憶錄大約也可以簡縮成這樣：“我服過役。”

我從海軍退休以后，當了一家海運工程公司的顧問。一九六五年，我最近一次因公出差德國，我發現不管列哪兒，都看見書店櫥窗里成堆地擺著一本小書，書名叫作失去了的世界帝國，阿爾明-馮-隆將軍著。我清楚地回憶起我在柏林美國大使館任海軍武官期間所認識的馮-隆將軍。我見過他，和他攀談過。我想，他也許參加過一次我妻子經常舉行的晚宴。他那時在德國武裝部隊作戰參謀部供職。他和大多數德國參謀人員一樣，態度冷淡，難以接近。他身材矮胖，一只大鷹鉤鼻子，幾乎和猶太人差不多，恐怕他一定為此感到悲哀。當然，他的姓氏表明，他是個地地道道的普魯士后裔。他聲名顯赫，我總想好好地了解他一下，但沒能找到機會。那時，我簡直想都沒想過有一天我竟會通過他的著作深知其人。

出于好奇，我買了一本他的書，發現內容非常吸引人，我就去拜訪了出版商在慕尼黑的辦事處，打聽誰在美國出版過這本書。我得悉此書原來尚未譯成英文。在我要返回美國時，我說動了出版商，獲得了英文版的版權。我正打算從商界退休，這樣，我想翻譯這本書可能會減輕一些無事可做的痛苦。

失去了的世界帝國是馮-隆將軍在獄中寫的厚厚兩卷對戰爭的作戰分析的摘要。他稱這兩卷書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陸、海、空戰役，他有十分充裕的寫作時間，由于他在東線參與的戰爭罪行。他在紐倫堡被判處了二十年徒刑。這部詳盡的技術性著作沒有英文譯本，而且我也懷疑今后會不會有。

馮-隆將軍在敘述每一個主要戰役之前，總是先寫一個關于戰略和政治背景的摘要。出版商在馮-隆死后，把這些簡短的摘要抽出來，加以編纂，成了失去了的世界帝國（我懷疑這位將軍會同意用如此戲劇性的書名）。所以失去了的世界帝國并非一部扎實的軍事歷史，而是出版商的一種投機取巧。它把馮-隆關于世界政治的全部主張都在一本小書里匯集起來，而刪去了它們后面細致的軍事分析。無論如何，我認為這還是一本可讀的、有趣的、也有價值的書。

這本書的可貴之處，在于它比較誠實。幾乎所有德國的戰爭文學，對于屠殺猶太人、戰爭的責任以及希特勒對軍隊和人民的專權等等，都進行了粉飾。對于所有這些棘手的問題，馮-隆都心平氣和地、坦率地寫了出來。他打算在他平安地入土之前，不讓這本書出版。（他真做到了。）所以與多數的德國軍事作家不同，他既不想保住腦袋，也不想安慰勝利者。結果寫成了一本揭露德國人對于希特勒發動的這場戰爭到底怎么想、可能仍然在這樣想的書。

因此這是一個德國將軍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評論。馮-隆是一個有才能的作家，受到最優秀的英、法軍事作家的很大影響，特別是戴高樂和丘吉爾。他的德文與其他大多數寫軍事題材的同胞相比，要易讀得多。我希望我的譯文至少能把這點表達出一部分。我本人的文風，是一輩子寫美國海軍報告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到處出現文理不通的現象，但我相信還不至于從實質上歪曲原文。我認為，這位作者如實地描述了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人：一個非常倔強和效能很高的戰斗民族，并非一群愚蠢的虐待狂，也不是現在流行的娛樂節目中所丑化的那樣一幫可笑的笨蛋。整整六年，這些人幾乎把整個世界打得筋疲力盡，他們也犯下了前所末有的罪行。他們的賭注，用莎士比亞一句很能說明問題的話來說，就是“偉大的地球本身”他們腦子里在想什么，對我來說似乎很重要，這也就是我翻譯馮-隆著作的原因。

他對一些事件的敘述，既內行，又熟悉情況，我們不能從表面價值去理解它。他是個徹頭徹尾的德國人。盡管我在他們中間生活過幾年，我可從來不敢說，我了解那個奇怪而聰明的民族，他們有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也有能力做如此多的壞事，不過他們的遲鈍也是天下聞名的。總的來說，我還是讓馮-隆將軍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去描寫這次戰爭，但在翻譯某些段落的時候，我又不能不有所指責，所以我偶爾加上一些批注。

例如，馮-隆的第一頁開頭部分，完全和阿道夫-希特勒所有演說的開頭部分一樣：譴責凡爾賽和約是殘酷的協約國強加給光榮、守信的德國的不公正條約。他不提歷史的變幻莫測，德國作家幾乎都不提這點。一九一七年列寧推翻了克倫斯基政府，請求在東方戰線單獨媾和。德國人草擬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簽訂于凡爾賽和約一年多以前，從俄國掠去了比英德兩國加在一起還大的一塊領土、幾乎六千萬居民和幾乎俄國的全部重工業。這要比凡爾賽和約更加苛刻。

我在柏林供職時，每當有人談起凡爾賽和約，我總要提出這個小小事實。我的德國朋友總是被這樣的比較弄得很窘，他們覺得這樣做沒有什么意義。凡爾賽和約落到了他們頭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條約落到了別人頭上。他們的這種反應出于真心。德國人的這種民族奇癖我無法解釋，但是在讀失去了的世界帝國時，不應該把它丟在腦后。

維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亞州奧克頓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白色方案

對希特勒的義務寫作此書，我只有一個目的：維護德國士兵的榮譽。

在這里，沒有必要追述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領導者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二十世紀的歷史，人們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當戰勝的協約國在一九一九年創造發瘋的凡爾賽和約時，他們也創造了希特勒。一九一八年，德國相信了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意見”光榮地放下了武器。協約國把“十四點意見”看作一紙空文，草擬了一份條約，瓜分了德國，造成了一個歐洲的政治經濟瘋人院。

這樣蒙騙了天真的美國總統并瓜分了世界之后，英法的政治家可能想象他們會永遠使德國民族癱瘓。這種瞧不起人的政策是搬石頭打自己的腳。溫斯頓-丘吉爾本人也把凡爾賽的決定說成是一件“可悲的復雜的的蠢事”凡爾賽的壓迫在充滿活力的德國人民心中造成了火山似的憤恨，它爆發了出來，而阿道夫-希特勒就在噴火達到高峰時取得了政權。納粹黨是激進派和保守派、富翁和窮光蛋之間一個奇怪的聯盟，它團結于復興德國的理想上，但不幸的是，它也團結于歐洲中世紀引起動亂的政治口號“反對猶太人”一群庸俗的鼓動家、理想主義哲學家、狂熱分子、機會主義者、暴徒和冒險家，他們之中有些人很有能力，精力過人，與希特勒一道上了臺。我們這些總參謀部的人，大多以厭惡和不祥之感注視著這些混亂的政治事件。我們對國家效忠，不管是誰統治，但是我們害怕一般危害社會變革的浪潮。希特勒使我們大吃了一驚，這是實在話。這位聲名顯赫、鼓動性強的政治家，迅速地而且不流血地把凡爾賽造成的不公正一個接一個地予以補救。他的手段直截了當，頑強有力。魏瑪政權1曾經采用其他的方法，而得到的只是英法的蔑視。希特勒的方法收到了效果。

1魏瑪政權是德國一九一九年在魏瑪成立的政府。

在德國國內，遇到必要，他也一樣嚴厲和殘酷，他的方法也同樣收到了效果；假如現在歷史學家稱他的政權為恐怖時期，那就必須承認這是一種普遍的恐怖。希特勒帶來了國家的繁榮，把我們重新武裝起來。他是個負有使命的人。他那種對自己和對自己的使命的熱烈信仰，左右著德國群眾，盡管他篡奪了不少權力，但群眾可能會毫不吝嗇地都給予他。

紅色方案

自然，德國在希特勒統治下迅速復活，在協約國中引起憤怒的恐怖。厭倦戰爭、酷愛奢華并為社會主義腐蝕了的法國，不太愿意采取有效的行動。英國是另一回事。英國仍然以它的遍布全球的海軍、它的國際金融體系、它的盟國和它在五大洲的帝國統治著世界。德國登上支配歐洲的地位，推翻了權力的平衡，它再一次向英國挑戰，爭奪世界霸權。世界大戰又迫在眉睫，這次攤牌無法避免，因為德國在二十世紀初期人口和工廠已經超過英國。在這個意義上，丘吉爾正確地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繼續，兩次戰爭合在一起就是“另一次三十年戰爭”1。

1三十年戰爭（1618-1648），原是德國新舊教之間的斗爭，后來西歐、中歐、北歐的主要國家幾乎全部卷入。

我們德國總參謀部的人懂得，希特勒為使歐洲正常化所采取的驚人手段遲早會引起英國的干涉。唯一的問題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干涉？早在一九一七年我們就準備了一個對英國、波蘭進行兩線戰爭的計劃，叫做“紅色方案”在阿道夫-希特勒一個接一個取得不流血的勝利的過程中，我們一直不斷地把這個方案加以修正。當英、法兩國滿足于他們那種軟弱無力的譴責和抗議時，我們的戰略地位和軍事力量飛速地得到改善。我們開始希望這位強有力的元首能夠利用凡爾賽兇手們的過失，真正不流血地在歐洲實現他的新秩序。如果真能這樣，他就可以發動對蘇聯的偉大的十字軍遠征，單線作戰，在東方找一塊活動地盤——這是他畢生的目的。歷史的行程就會完全不同。

但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這個全世界都不會忘記的日子，一切都改變了。英國首相張伯倫突然給予波蘭無條件軍事援助的保證！他借口因為希特勒破壞了不占領捷克斯洛伐克那塊弱小地盤的諾言而發了火。這塊地盤，正是張伯倫親自策劃的慕尼黑會議瓜分后剩下的。和所有政治家的諾言一樣，希特勒的諾言當然不過是策略和權宜之計。要是張伯倫不這么想，只說明他自己是頭蠢驢。

不管對波蘭保證的動機如何，這是一種自殺性的愚笨行為。它使得腐敗的波蘭軍人寡頭政府強硬起來，反對德國對但澤和波蘭走廊的正當不滿。它把發動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杠桿，交到這些落后的軍國主義者手中。除此以外無任何意義，因為到頭來英國是不可能給波蘭真正的軍事援助的。要是俄國插手，這個保證可能還有意義；事實上，這么一來也許會半路阻止希特勒，因為他害怕兩線作戰，比什么都厲害。總參謀部也是如此。但英國的紳士政治家們看不起布爾什維克，而波蘭在任何情況下都完全拒絕考慮接受俄國軍隊的保護。因此，愚蠢和軟弱攜起手來，挑起了這場災難。

張伯倫這一挑釁行動，就象一只陷入絕境、用軟弱的爪子抵抗的兔子一樣，只能激起元首更大的勇氣。命令閃電般地下達到參謀部，要我們為秋季進攻波蘭擬定作戰計劃。我們以紅色方案為基礎，日以繼夜地工作，準備了計劃。四月五日，這一計劃以新的代號白色方案命名送交元首。

歷史的諷刺

消滅波蘭的白色方案，是根據幾個主要的有典型的地理事實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