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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農民接受采訪,說:“我殺人是因為我被逼無奈。我不殺他們,我自己就會被殺掉。許多人死掉,就是由于不肯殺人……”
……
大屠殺事件平息之后,很多胡圖族兇手不承認自己殺了人,一口咬定當時是被魔鬼附身,說:不是我干的,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
自己都無法面對自己曾經做過的事。
【四】
之所以想寫這篇文,源于前面提到的一個人,加拿大將軍,達萊爾,是當時聯合國維和部隊司令。
契機是,在看關于盧旺達的記錄片時,里頭提到這位將軍——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責之中,幾次試圖自殺,至今要靠藥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緒穩定。
覺得不可思議:這不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啊,是個將軍,男人,老成持重,見過許多大世面,殘酷的事肯定也見了不少,又不是他殺的人,怎么就“幾次試圖自殺”了呢。
有些情緒激動的鍵盤俠,大概要噴他圣母了。
于是翻了一下他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
1)起初,達萊爾授命擔任聯合國駐盧旺達維和部隊(又叫聯合國盧旺達援助團,簡稱聯盧)司令,要求給自己4500人,聯合國給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軍隊,訓練和裝備都低下,缺少后勤,甚至零用錢。
他自己回憶說:“我們需要訂購手電筒,經過長時間的拖延等待之后,手電筒終于到貨,卻沒有配電池……”
2)他不具備情報收集能力,雖然曾向總部提要求,但是答復是:情報收集行動不符合維和政策。
3)但他還是很努力。1994年1月,胡圖族陣營有個軍官準備叛逃,他把計劃透露給達萊爾方面了。
我們來看看那個人透露了些什么:
——胡圖族培訓了1700個人,這些人分為40個一組,每一組都“有能力在20分鐘內殺死1000個圖西人”,如今已經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當“cut the tall trees”的信號傳出,這些人會帶頭行動——也就是說,胡圖人培訓了“先導者”,因為大眾是容易跟隨和受煽動的,光聽廣播里說,也許沒人敢動手,但如果已經有人帶頭進行了呢?
——胡圖人有殺害比利時維和人員的計劃,這樣的話,可以迫使比利時從聯盧退出,而比利時人是聯盧最重要的一支力量。
——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點,愿意提供地點并提供更多情報,要求是“聯合國幫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并提供保護”。
請注意,當時是1994年1月,距離真正的屠殺發生,至少還有3個月。
4)達萊爾歡欣鼓舞,馬上向聯合國打報告,請求先把武器收繳,結果大家也知道了,聯合國回復說超出授權,不允許。
5)達萊爾又做了數次努力,反復爭取,都被拒絕了。他手下的聯盧分散在基加利各處,相互之間被路障隔絕,十名比利時維和士兵被殺后,他尤其擔心其它士兵的安全,食品剩了不到兩周,有些營地的水只夠兩天的,燃料、彈藥、藥品都不足。
6)但是達萊爾還是堅持不撤離,他覺得,只要提供增援,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殺,他三度接到聯合國官員的指示,要求擬定撤離方案,他都拒絕執行,其中一次,甚至是加利(當時的聯合國秘書長)打來的。
7)比利時撤軍之后,達萊爾幾乎是絕望的,因為聯盧實力大減,但他還是堅持在自己的營地保護著約3萬名平民。但緊接著,更絕望的事發生了,比利時走后十多天,安理會通過一項新決議,要求撤回大部分聯合國維和人員,僅留下一支270人組成的象征性部隊。
……
從2500余人,到走了比利時人,再到只剩270人,還是四處分散的,后勤不足,食品和水短缺,彈藥都所剩無幾,沒有增援,不能硬拼,畢竟已經死了十個士兵了,身為司令,也要對士兵的安全負責。
所以,整件事達萊爾應該負責任嗎?我覺得他已經很努力了,但偏偏屠殺結束,他是那個“幾次試圖自殺,至今要靠藥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緒穩定”的人。
想來想去,大概是因為,屠殺發生在他眼前,每一天持續著,現場刺激太恐怖,超過了他的忍受極限。
不想指責那些開會和做決議的政客太過冷漠,他們也有自己的考量,我想,如果把他們拉到現場,讓他們親眼看到發生了什么,他們也會尖叫、痛哭、拼命阻止——但當他們遠在萬里之外,吹著空調,喝著咖啡,開著會的時候,他們就可以計較費用、利益、是否合算、誰出力更多、能不能少花點錢。
之前提過的那1700人,有部分是國外的軍官幫忙訓練的,一位親眼看到屠殺慘狀的法國軍官嚎啕大哭,不敢相信“自己親手調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惡行徑”。
因為達萊爾,我又去查了一些相關的資料,注意到,有一位魏特琳女士,中國人可能很熟悉,南京大屠殺中,她曾經致力于保護中國難民,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續:回國之后,她因為對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極度抑郁,開煤氣自殺身亡。
那些親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好多還信口雌黃拒不認罪,這些善良的人,卻相繼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我覺得特別不公平。
【五】
所以想寫一個關于保護區的故事,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頌、贊揚、描述他們怎么努力、怎么斗智斗勇。
我在想,如果有一個姑娘,在保護區時還很年輕,迫于種種壓力,犯下了自己不能釋懷的錯,那么一切結束之后,她還會有勇氣繼續嗎、會彌補嗎,如何去彌補呢。
所以有了這篇文,四月間事。
其實算是給女主開了掛,很多她的前輩,比她年長、資深、更清白,像達萊爾、魏特琳,都過不了那道坎,希望用死亡來結束一切痛苦,她怎么過呢?
有時候寫小說,會想當然,設置一方背負重重苦痛,遇到真愛的人,完成救贖。
但事實上,人生比小說復雜的多,不是所有救贖,都能用愛情解決,戰甲一直都在,有時候要靠自己穿上。
就好像盧旺達事件最終有轉機,不是因為國際社會重拳出擊,而是圖西人的愛國陣線打了回來,胡圖族人覺得惶恐,害怕遭到報復,于是大規模逃往鄰國——“跨越邊界前,在路邊丟下成堆成堆的砍刀、匕首、長矛”。
即便岑今沒有遇到衛來,她也終究會讓事情水落石出、讓該報應的得報應。
衛來的出現,只不過是讓結局更好而已。
卡隆是弱化了許多的盧旺達,沒有真實事件那么絕望——死亡人數減到20萬左右,不少國際組織和志愿者都留下來保護難民,建立了保護區,戰后上帝之手要求對戰犯追責,甚至可以有國家力量支持……
而前面說過,真實的盧旺達,大量戰犯外逃,政府預測替死難者討回公道要200年,很多重要戰犯得到其它國家庇護,首當其沖的就是法國——盧旺達大屠殺二十周年紀念的時候,也就是2014年,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都曾親自前去祭奠,但當時的盧旺達,明確拒絕法國總統前來,還曾威脅要斷交。
所以文中的設置,熱雷米一案發生在法國,上帝之手宣稱對熱雷米被殺案負責之后,法國警局就不再追責。
故事有了梗概之后,自己也幾度猶豫。
一是,這主題是不是太政治和嚴肅了?畢竟我一個網絡作者,不想寫到坐牢。所以行文過程中,許多情節做了淡化,前期基本都是互動的日常,到文章的末尾,翻出過往,停在四月的最后一天。
二是,故事全部發生在很遠的地方,北歐也好,東非也好,除了男女主是華裔,配角全是外國人,再涉及時政,距離我們現實生活太原,題材一定是很多人都不感興趣的。記得故事剛開篇的時候,還有讀者嚎啕說媽呀連地名都記不住。
三是,自己試寫了一章,覺得文風變得好明顯,寫這樣的文,難免譯制腔,人物的說話風格,不可能像國內那樣隨意、俚語張口就來、有代入感。
四是,因為不是恐怖懸疑那種天馬行空式的構想,你寫的每一句話,都要有些根據,不能想什么是什么,就算卡隆這國家不存在,也得基本符合實際,而頭疼的是,文中寫到的這些國家,我都沒去過。<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