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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馬上對著他笑了。她以為自己會哭的。譚嘯龍那臉上的是什么表情？樓越驚訝地想，那是深深的悔恨自責，夾雜著喜悅和痛苦里，還有羞恥。

他不想讓她看到他這個樣子，盡管他身上沒有鐐銬，也沒穿著橙色馬甲。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一直躲過了什么。所以在落網的時候，他不那么抗拒。他為自己不那么抗拒也感到羞恥?，F在，看著她為了他而來，來到了這個本屬于他們共同記憶里的浪漫城市里最不可能涉足的地方。為了這，譚嘯龍深深地悔恨了。

樓越剛坐穩，法槌就敲響了。一句開場白都沒有。

“人身保護令案，案卷編號 12/2018。請申請人陳述?！?

看上去是要速戰速決的架勢。這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樓越看向律師，律師已經嚴陣以待，蓄勢待發。他站了起來，說：

“本案被針對人譚嘯龍進入澳門境內后，以協助調查的名義被留在司法警察局內，已經過了刑事訴訟法典第 233 條第 3 款規定的六個小時。申請人認為司法警察局對被針對人已構成違法拘留，應立即釋放被針對人譚嘯龍！”

助審法官對法官低聲說了些什么，后者用豎起的手掌對澳方司法警察局席位戳了戳。

司法警察局負責人起立，開始做案情陳述：

“上周日，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發布了一份由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要求總秘書處發出的紅色通告，內容是一名中國內地公民涉及多宗違法案件的基本情況，并附有**省新海市公安分局于對涉嫌人發出的逮捕證。

本周五夜間，司法警察局值日室人員接獲治安警察局出入境事務廳警司處值勤人員的通知：截獲一名男子，姓名譚嘯龍，有內地和港澳三地身份，其它身份資料皆符合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所發出的紅色通告，于是立即將其送至本局進行處理。

自回歸以來，司法警察局按照檢察院的一貫指示，一旦發現紅色通告的逃犯在本澳出現，必須把相關文件一齊送往檢察院，待檢察官作出決定的批示。在檢察官作出決定的批示后，司法警察局便會按照有關批示內容作出相應的措施。這符合澳門法律及國際刑警組織的規定和程序。

根據國際刑警組織規定，若紅色通告被針對人的行蹤在成員國內被發現，必須立即通知請求方的國家中心局及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被請求方可以根據紅色通告暫時拘捕被通緝人士。若紅色通告所針對的人士在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內被發現，則該成員國可根據紅色通告暫時拘捕有關被通緝人士，并立即通知發出通緝令的國家，以及國際刑警組織總秘書處。

作為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澳門警方扣留譚嘯龍先生的做法似乎并無不當之處?！?

樓越焦急地看向律師，后者站起來說：“我提醒在座的各位留意，此次拘留行為是以移交為目的的操作，而移交的請求方是作為地區的「中國內地」，和澳門同屬于中國。將內地涉案人員移交內地，必須要嚴格遵照澳門基本法和「一國兩制」國策，我這里有澳門權威專家所做相關的法理研究?！?

他拿起準備好的一疊中英對照的文件，交由法警分發給當庭所有人。

嘩嘩的翻閱聲在安靜的法庭里喧囂著。樓越也看了看，但是什么也沒看進去。她已經熟記在心了。這似乎是個文字游戲，但文字有時候就是一切。法學教授當時給她解釋得很明白，一度讓她覺得這事其實就是 1+1=2 那么簡單，簡單得讓她懊惱自己在絕望中煎熬了那么久。

法學教授走了之后，她上網查了查，又困惑害怕了。法學界與他針鋒相對的觀點并不少。律師向她解釋，真正的主流有時候并非是網上最熱鬧的觀點。符合制度內在邏輯的觀點，才是制度喜歡的立場。觀點、立場、文字游戲，有時候差不多。不為制度服務的雄辯，也只是白費口水罷了。

樓越看著律師，小聲說：“我填表的時候，有一個涉案地區有無死刑的選項，這是為什么？”

律師皺著眉頭：“我沒想到這頭?！?他舉手后站了起來，說：“我補充一下，按照譚嘯龍所涉案件類型及數量，加之今日內地量刑尺度不同以往，累計判罰死刑也未可知。澳門廢除死刑百余年，如允許將譚嘯龍移交內地，即是嚴重沖犯了澳門法律根基?！?

法官和華人助審法官翻看了一會兒，開口緩緩說道：

“本案涉及的主要問題包括：移交逃犯，與內地刑事司法協助法律制度以及人身保護令。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把刑事犯罪的逃犯移交給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的機關的事宜須受特別法律規范。現時并沒有區際法律或本地法律規范內地與澳門特別行政區之間移交逃犯的事宜。即使是為了執行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的紅色通緝令，在沒有可適用的專門法律規范的情況下，包括檢察院、司法警察局在內的任何公共機關均不能以把國際刑警通緝的人士移交作為請求方的內地為目的拘留該人士。”

新海公安代表起立發言質問：“在澳門，來自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逃犯都可以依法通過國際刑警組織予以移交，但這種情況卻將來自本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定地區即內地的逃犯排除在外，其法律依據何在？”

一直來回聽著多方發言的葡萄牙裔老法官，嘟囔著說了一串口音濃重難以聽懂的英語：“沒有法律依據可依。內地與澳門間尚未簽訂刑事司法協助的有關協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