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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問過幾個在郵局工作的學生，本市36號信箱是個什么單位、在哪里，得到的答復都是不知道，好像這是地球以外的一個地址。開始我們都以為這地方就在本市，但當我們收到珍弟第一封來信時，信在路上走的時間告訴我們，這不過是個掩人耳目的東西。他去的地方可能很遠，甚至可能在很遠的地方的地底下。

他第一封信是走后第三天寫的，我們是在第12天收到的，信封上沒有寄信人地址，寄信人地址一欄里是毛主席的一句詩：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是毛主席的親筆手跡，印成紅色。最特別的是，信封上沒有始發郵局的郵戳，只有接收局的郵戳。以后，每次來信都這樣，同樣的信封，同樣的沒有始發郵戳，郵路時間也差不多，都在八九天左右。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毛主席的詩句被換成當時最流行的一首歌名：大海航行靠舵手，但其他都還一樣。什么叫國家機密？從珍弟神秘怪誕的來信中，我多少知道了一點點。

是珍弟走的當年冬天，12月份，有天晚上，外面刮著大風，天氣驟然降溫，吃飯的時候，父親突然覺得有點頭痛，都以為是著涼引起的，所以他吃了幾片阿司匹林后，便早早上樓去休息了。沒幾個小時，等母親上床去休息時，發現父親身上還是熱乎的，但人已沒了氣息。父親就這樣去世了，好像睡前吃的幾片藥是毒藥，好像父親知道沒有珍弟他的課題研究注定要流產，所以就干凈利索地結束了自己。

當然，事實不是這樣的，是腦溢血奪走了父親的生命。

喊不喊珍弟回來，開始我們有些猶豫，主要是想他才走不久，單位又那么神秘重要，又那么遠——我當時已篤定珍弟沒在本市。但母親最后還是決定喊，母親說：既然他姓容，喊我是娘，他就是我們的兒子，父親去世當然要喊他回來。就這樣，我們給珍弟拍去電報，通知他回來參加葬禮。

但來的卻是一個陌生人，他代表容金珍給父親敬獻了花圈。花圈很大，是葬禮上所有花圈中的最大一個，但我們還是感覺不到安慰，甚至還有些憂傷。說真的，以我們對珍弟的了解，只要他能回來是一定會回來的，他是個非常認死理的人，認定的事他會采取任何方法去做，不會前怕狼后怕虎的。他不回來，我們當然想法很多，不知為什么，也許是來人說的有些話太隱晦，什么以后家里有啥事金珍回來的可能性都很小；什么他們都是容金珍親密無間的兄弟，他們來就代表容金珍來；什么這個他無法回答我們，那個他不能說的，等等。這些話我聽著想著，有時候我會突然懷疑珍弟已經出事了，死了。尤其是看他以后的來信越來越少又短，而且一年年都是這樣，老是見信見不到人，我真的越來越懷疑珍弟已不在人世。在一個事關國家安危的神秘又秘密的機構里，生命也許是最容易偉大的，但也是最容易光榮的，而給死者親屬制造人死猶在的假象，可以說就是我們體現光榮常用的一種方式，是光榮的一部分。總之，隨著珍弟一年年的不回來，看不到他人，聽不到他聲，光憑幾封信，我對他能不能安然回來已經越來越沒信心了。

然后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跟著是埋在我個人命運里幾十年的一枚炸彈也爆發了。一張大字報揭發我，說我一直在苦戀那個人（容先生前男友），因此各種大膽離奇的設想、妖怪的推理相繼粉墨登場，什么我至今不嫁就是惟他不嫁，什么愛他就是愛國民黨，什么我是國民黨的情婦，什么我是國民黨的特務等等，反正說什么的都有，說什么都是想當然的，但又是不容置疑的。大字報貼出的當天下午，幾十個學生就稀里嘩啦地包圍了我家，也許是父親的余威吧，他們只是烏七八糟地高呼大叫，沒有沖進屋把我揪出去，后來校長又及時趕來把他們勸走了。這是第一次對我發難，有點點到為止的意思，沒太過激的行為。第二次是一個多月后，一下卷來幾百人，前面壓著校長等好幾個當時學校的權威人物，來了就沖進屋，把我揪出去，扣了一頂國民黨情婦的高帽子，匯入被批斗的一群人中，像犯人一樣的游行示眾。完了，又把我和化學系的一個生活作風有些腐化傳言的女教師關在一間女廁所里，白天拉出來斗，晚上押回來寫材料。后來我倆還被當眾剃成陰陽頭，完全變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有一天母親在批斗現場見到我，嚇得當場昏厥過去。

母親躺倒在醫院里生死不知，自己又是人鬼不分，這日子簡直比在油鍋上煎還難受！這天晚上，我偷偷給珍弟寫了封電報，只有一句話：如果你還活著就回來救我！是以母親的名義寫的。第二天，一個同情我的學生幫我將電報拿去發了。電報發出后，我想過各種可能，最大的可能是了無回音，其次是像前次父親死時一樣來一個陌生人，至于珍弟親自來的想頭幾乎就沒有，更沒有想到他會那么快地出現在我面前——（未完待續）

這一天，容先生正陪她的同黨在化學系教學樓前接受批斗。兩人站在大樓進出門廳的臺階上，頭上戴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兩邊是獵獵紅旗和標語什么的，下面是化學系三個班的學生和部分老師，約有二百來號人，都席地而坐，發言的人會站起來，感覺還是很有秩序的。就這樣，從上午10點多鐘開始，又是揭發，又是審判的。中午，他們在現場吃飯（有人送的），容先生她們在現場背毛主席語錄。到下午四點多鐘時，兩人腳早已站麻木，已不由自主地跪在地上。就這時，一輛掛著軍牌照的吉普車突然開過來，停在樓前，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過去。車上下來三個人，兩個高個子，一左一右夾著一個小個子，徑自朝批斗現場走來。快走近臺階時，幾個值勤的紅衛兵攔住他們，問他們是什么人，中間的小個子很蠻橫地說：

“我們是來帶容因易的！”

“你是什么人？”

“來帶他的人！”

一紅衛兵看他說話口氣這么大，沉下臉，厲聲回敬他：“她是國民黨情婦，不能走！”

那小個子狠狠地盯他一眼，突然呸了一聲，罵道：“你放屁！她要是國民黨，那我也不成國民黨啦？你知道我是誰？告訴你，今天我非把她帶走不可，讓開！”

說著，一把推開攔他的人，沖上臺階去。

這時，不知誰喊道：“他膽敢罵我們紅衛兵，把他捆起來！”

一下子，人都站起來，涌上去，團著他一頓亂拳。這時如果沒人保護他，亂拳之下說死人就是要死人的，幸虧有陪他的人保護他，這兩人都是高高大大的，而且一看就是有身手的人，三下五除二就趕出一個小圈子，他就站在圈子里面，兩人像保鏢一樣地護著他，一邊雙雙高喊著：

“我們是毛主席的人，誰敢打我們誰就不是毛主席的人，不是紅衛兵！我們是毛主席最親的人，散開！散開！”

完全靠著萬夫不擋之勇，兩人終于把小個子從人團里救出去，一個人護著他往前跑，一個人跑著跑著，卻突然地轉過身，從身上摸出手槍，朝天開一槍，大聲喝道：

“都給我站著！我是毛主席派來的！”

所有人都被這突然的槍響和他的威嚴鎮住，怔怔地望著他。但后面不時有人在喊紅衛兵不怕死、別怕他什么的，眼看局面又要發生突變，這時他從口袋里掏出一本證件——鮮艷的紅色，封皮上有個很大的國徽——打開證件內頁，高舉著，亮給大家看：

“你們看，我們是毛主席的人！我們在執行毛主席下達的任務，誰要敢鬧事，毛主席就會派部隊來把他抓起來！現在我們都是毛主席的人，有話好好說，請你們的領導同志站出來，毛主席有話要說。”

人群里站出來兩個頭目，那人收起手槍，請兩人在一邊耳語一番后，兩個頭目明顯被說服了，回頭就對大家說他們確實是毛主席最親的人，要大家都回原地坐下。不一會兒，現場又安靜下來，已經跑出幾十米遠的兩人又回轉過來，一個頭目甚至很遠地迎上去握住小個子的手，另一個頭目則向大家介紹說他是毛主席的英雄，要大家鼓掌歡迎。掌聲稀稀拉拉的，說明大家對英雄還是有情緒。也許是怕再生事，那個先前開槍的人沒讓英雄過來，他迎上去跟他竊竊私語幾句，把他送上車，喊司機開車走，自己則留下沒走。車子發動后，英雄從車窗里探出頭，大聲喊道：

“姐，你別害怕，我這就去喊人來救你！”

此人就是金珍！

容金珍！

容金珍的喊聲回蕩在人群上空，余音還在繚繞，只見又一輛掛軍牌照的吉普車風馳般駛來，急停在容金珍他們的車前。車上鉆出三個人，兩位是穿干部制服的解放軍，他們下車就走到剛開槍的那人面前耳語幾句，然后把另一人介紹給他認識。此人是當時學校紅衛兵組織的頭號人物，人稱楊司令。接著，幾人在車子邊小聲商議一會兒后，只見楊司令獨自表情肅穆地走到紅衛兵這邊，二話不說，舉起拳頭就高喊毛主席萬歲，下面的人都跟著喊，喊得地動山搖的。完了，他轉身跳上臺階，摘掉容先生的高帽子和大牌子，對下面的人說：

“我向毛主席保證，她不是國民黨情婦，而是我們英雄的姐姐，是毛主席最親的人，是我們最革命的同志。”

說著，他又舉起拳頭，連連高喊口號——

毛主席萬歲！

紅衛兵萬歲！

同志們萬歲！

喊過幾遍后，他摘下自己的紅衛兵袖章，親自給容先生戴上。這時，又有人開始高喊口號，不停地喊，像是歡送容先生走似的，其實是掩護她走，通過喊口號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就這樣，容先生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號聲中結束了她被革命的歷史——

【容先生訪談實錄】

說真的，當時我沒能認出珍弟來，10年不見，他變得比以前還要瘦弱，加上又戴著一副比瓶底子還厚的老式眼鏡，活像個小老頭，讓我簡直不敢認，直到他喊我姐后，我才如夢初醒。但這個夢似乎又是醒不了的，就是現在，我都懷疑那天的事情是不是在夢中。

從發電報到見人才一天時間，他這么快回來，仿佛真的就在本市，而他回來后的種種權威又神秘的跡象表明，他好像真的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家期間，那個開槍的人像影子一樣始終寸步不離地跟著他，感覺上既像保鏢又像個看守，把珍弟看管得幾乎是沒自由的，哪怕跟我們說什么，他都要干預，這個不準問，那個不能說的。晚上的飯菜是汽車送來的，名義上說是為免除我們辛苦，其實我看是怕我們在飯菜里下藥。吃完飯，他便開始催珍弟走，在母親和珍弟再三強烈要求下，他總算同意珍弟在家住一夜。這對他似乎是個冒險的舉動，為此他調派來兩輛吉普車，布置在我家的門前屋后，車里面少說有七八個人，有穿軍裝的，也有穿便衣的，他自己則和珍弟睡在一個房間里，睡之前把我們家每一個角落都巡視了一遍。第二天，珍弟提出要去給父親上個墳，遭到他斷然拒絕。就這樣，珍弟像夢一樣的來，像夢一樣的住了一夜，又像夢一樣的走了。

通過這次見面，珍弟對我們依然是個謎，甚至謎底變得更深，我們惟一弄清楚的就是他還活著，而且還結了婚。說是不久前才結婚的，妻子是他一個單位的，所以我們同樣無法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在哪里，只知道她姓翟，是個北方人。從帶回來的兩張照片上看，小翟比珍弟還個高塊大，長得結結實實的，只是目光有點憂郁，跟珍弟一樣，好像也是個不善表達的人。走之前，珍弟塞給母親一只信封，很厚，說是小翟要他轉交的，要我們等他走后再看。后來我們看，里面有200元錢和一封小翟寫的信，信上主要說組織上不同意她陪珍弟回來看我們，很抱歉什么的。和珍弟不一樣，她喊我母親叫媽媽。親愛的媽媽。

珍弟走后第三天，一個曾多次代表珍弟單位來我家表示節日慰問的人，給我們送來一份由當時省軍區和省革委會聯合下發的大紅頭文件，內容是說：容金珍是受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彰的革命英雄，其家庭是革命之家、光榮之家，任何單位、組織和個人不得擅自入內，更不能以任何名義對英雄親人采取錯誤的革命行為等。上面還有一手批示——違者一律以反革命處之！是當時省軍區司令員親筆簽署的。這不啻是一把尚方寶劍，正是靠著它，我們家后來再沒有遇到任何麻煩，包括我哥，先是靠它調回到n大學，后來他決定出國，也是靠它才出去成的。我哥是搞超導研究的，當時在國內哪有條件？只好出去，可你想想，那個時候要出國是多難。從某種意義上說，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是珍弟給我們提供并創造了正常甚至是理想的生活和工作環境。

但是，珍弟到底為國家作出了什么巨大的了不起的貢獻，有如此殊榮和神奇的權威，以至時代都在他手上被輕易地翻轉，這對我們來說一直是個謎。后來，也就是珍弟回來救我后不久，化學系的人傳出一種說法，說珍弟是為我們國家制造原子彈的功勛，說得有鼻子有眼的。我一聽這個說法忽然覺得很可信，因為——一個從時間上說是符合的，我國是1964年研制成功第一顆原子彈的，恰好在珍弟出去的時間內；二個從專業上說也是說得通的，研制原子彈肯定需要數學家參與；再個就是從感覺上說，我想，也只有他在干這個事才會這么神秘，這么重要又榮耀。只是到80年代，我看國家在表彰兩彈功勛的名單上并沒有珍弟的名字，不知是珍弟改了名，還是僅僅是謠傳而已——（未完待續）

·16·

第三篇　轉

四

跟容先生一樣，鄭瘸子是我完成這個故事的一個重要人物，我在采訪容先生之前就曾采訪過他，并與他建立了十分友好的關系。那時候，他已經60多歲，皮肉上的疏松已經不可避免地滲透到骨頭里，所以跛足也不可避免地變得更跛，再不可能憑借一兩個鞋后跟來解決問題，只好拄起了拐杖。正如有人說的，他拄拐杖的樣子顯得很威嚴，不過我想，威嚴也許不是來自拐杖，而是來自他的頭銜。我結識他時，他是特別單位701的頭號人物，一局之長。人到這份上，瘸子自然是沒人敢喊了，即使他要你喊你都不敢，再說人到這份上，有官銜，又有年紀，可以稱呼的稱呼也多了。

局長。

首長。

老板。

老鄭。

現在人們就這樣喊他，五花八門，因人而易。只有他自己，經常自嘲為拐杖局長。說實話，他的名字我至今也不得而知，就因為替代他名字的稱謂太多，俗稱，尊稱，雅號，綽號，一大堆，名字真正成了多余的東西，經久不用，有點自動報廢的意思。當然，以我的身份言，我只能正正經經地尊稱他，那就是鄭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