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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合劑，介紹著兩個從未相識的陌生人，往更親密的方向走去。

先看見我的是那位大學同學。

我們見過幾面，但不算朋友。他對我和阮言之間的關系一無所知，很淺顯地認為我們只是一路做了十幾年同學的“好兄弟。”

也可能是因為，我實在沒有在任何人面前透露過一絲一毫有關性取向的蛛絲馬跡。

再往前走，兩方狹路相逢，避無可避，他自然而然地和我打了個招呼，甚至用你知我知的眼神曖昧暗示道，要不要和他們一起去喝一杯。

我說不了，你們去吧，別灌小阮喝多了。

那人立刻正色：“不會的不會的，小阮聰明著呢，每回和他出去，都是他想方設法躲酒。”

好的。我又轉向阮言，詢問道：“帶鑰匙了嗎？”

他“啊”了一聲，愣愣道：“帶了。”

行，那你們去玩吧。我這么說著，邊笑邊離開，依稀聽見身后一人在向另一人介紹我，說是阮言的高中同學，做律師的，現在一起租房子住。

總結的還挺對，一句也沒說錯，外人眼里這可不就是我們的關系嗎。

這段時間的記憶對我來說還蠻混亂的，摻雜著繁瑣冗雜的工作，不斷飛外地出差的逃避，以及長時間和阮言的分別。

不是夏翊，也會有張翊，李翊，或者其他的什么人。

老實說，我是沒有發現這個大學教授和夏翊到底有什么共同點，或者說他吸引到阮言的點是什么，何以阮言在和我生活了這么幾年之后，委婉承認要和他“見幾面，試一試。”

埃斯庫羅斯說，厄運在同一條路上漫游，時而降臨于這個人，時而降臨于另一個人。

我想，厄運大概在二零一四年的那一天，從不知名的地方飄過來，降臨到我頭頂了。

第29章

那年我在廣州接了個偶像明星和東家解約的官司，那個女孩還挺不容易的，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有魄力和公司拍桌子對峙，后續是滿廣州找不到一個愿意接她單的律所。

她運氣倒也很好，找到了愿意替她付違約費的下家，那家公司和我們律所是長期合作關系，案子不算難打，就是稍微有點兒麻煩。原本頭兒打算派別人去，但我主動攬下了活兒，和他說我接了。

袁于霖輾轉得知我和阮言的事兒，三天兩頭給我發微信，語重心長地催我工作完了趕快回來，別叫阮言真的和別人跑了。

我總是再三推辭，和他打太極，說等結束就回來。

他不明白，阮言如果真的想離開我，我是不會攔他的。

比起誰都明白的道理，我更不想叫他恨我。

“沈律師，你在不在聽啊？”坐在對面的年輕女孩叩了叩桌子，不滿地瞇起了眼睛。

新東家還沒有給她安排對接的經紀人，打官司一事大部分時候都是她本人在和我接洽，除了酒店前臺，算是這段時間我見到的最多的人。

“在的，你說你要找舊手機里的短信記錄取證，是吧？”

她敷衍地點點頭，端起咖啡杯抿了一口，又迅速地戴上了口罩：“你每天都有幾分鐘是心不在焉的，手機屏幕亮起來立刻就去看，讓我猜猜，你是不是在等女朋友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