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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的忍耐雖屬舉世無雙，可是他的“無可無不可”享盛名尤為久遠。這種品性，吾深信又是產生于社會環境。下面有一個對照的例子，故事雖非曲折，卻是意味深長，堪為思維。吾人且試讀英國文學里湯姆•博朗(tombrown)母親的臨終遺訓:“仰昂你的頭顱，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問話。”再把中國母親的傳統的遺囑來作一對比，她們總是千叮萬囑地告誡兒子:“少管閑事，切莫干預公眾的事情。”她們為什么這樣叮嚀，就因為生存于這一個社會里，那兒個人的一些權利沒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兩可的冷淡消極態度最為穩妥而安全，這就是它的動人之處，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人之所易于理會。

據吾想來，這種無可無不可態度不會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國文化上的一種奇異產物，是吾們舊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環境下熟籌深慮所磨練出來的。滕尼(taine)說過:“罪惡和美德為如糖與硫酸之產物”使非采取這種絕對的見解，你不難同意于一般的說法，謂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認為有益的，則容易動人而流行于社會，亦容易被人接受為生命之一部分。

中國人之視無可無不可態度猶之英國人之視洋傘，因為政治上的風云，對于一個人過于冒險獨進，其險惡之征兆常似可以預知的。換句話說，冷淡之在中國，具有顯明的“適生價值”中國青年具有公眾精神不亞于歐美青年，而中國青年之熱心欲參與公共事業之愿望亦如其他各國之青年，但一到了廿五至卅歲之間，他們都變得聰明而習于冷淡了。(吾們說:“學乖了。”)中國有句俗話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淡淡之品性，實有助于圓熟的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質而學乖了，有的因干預外事而惹了禍，吃了一次二次虧而學乖了。一般老年人都寫寫意意玩著不管閑事的模棱兩可把戲，因為老滑頭都認識它在社會上的益處，那種社會，個人權利沒有保障;那種社會，因管了閑事而惹一次禍就太不興致。

無可無不可所具的“適生價值”是以含存于個人權利缺乏保障而干預公共事務或稱為“管閑事”者太熱心，即易惹禍之事實。當邵飄萍和林白水——吾們的二位最有膽略之新聞記者——一九二六年被滿洲軍閥槍斃于北平，曾未經一次審訊，其他的新聞記者自然馬上學會了無可無不可之哲理而變成乖巧了。中國最成功的幾位新聞記者所以便是幾位自己沒有主張的人。像中國一般文人紳士，又像歐美外交家，他們方自夸毫無成見。不論對于一般的人生問題或當前轟動的問題，他們都沒有成見。他們還能干什么呢？當個人權利有保障，人就可變成關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實為誹謗罪之濫施。當此等權利無保障，吾們自存的本能告訴我們，不管閑事是個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易辭以言之，無可無不可本非高尚之德性而為一種社交的態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種自衛的方式，其發展之過程與作用，無以異于王八蛋之發展其甲殼。中國出了名的無情愫之凝視，僅不過是—種自衛的凝視，得自充分之教養與自我訓練，吾們再舉一例證，則此說尤明。蓋中國之盜賊及土匪，他們不需依賴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種冷淡消極之品性而成為中國人心目中最俠義，最關心社會公眾的人。中國文中俠義二字幾不可區別地與盜匪并行;水滸一書，可為代表。敘述草莽英雄之小說，在中國極為風行，蓋一般人民樂于閱讀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氣焉。埃莉諾•格林(elinorglyn)之所以風行，其緣由亦在乎此，蓋美國實存有無數之老處女在焉。強有力之人所以多半關心公眾社會，因為他力足以任此，而構成社會最弱一環之大眾懦弱者流，多半消極而冷淡，蓋彼等須先謀保護自身也。

觀之歷史，則魏晉之史績尤足為此說之證明，彼時智識階級對國事漠不關心，意氣至為消沉，乃不旋踵而國勢衰微，北部中國遂淪陷于胡族。蓋魏晉之世，文人學士間流行一種風氣，縱酒狂醉，抱膝清談，又復迷信道家神仙之說，而追求不死之藥。這個時代，自周漢以后，可謂中華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時代，代表民族腐化過程中之末端，浸漸而演成歷史上第一次受異族統治之慘禍。此種清靜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當時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則何由而產生演變以成。歷史所予吾人之解答，極為清楚而確鑿。

直至漢代以前，中國學者的態度并不冷淡而消極，反之，政治批評在后漢盛極一時，儒生領袖與所謂大學生達三千人，常爭議當時政弊，訐揚幽昧，膽敢攻擊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無所忌諱。只因為缺乏憲法之保障，此種運動卒被宦官整個禁壓而結束。當時學士二三百人連同家族，整批的被處死刑或監禁，無一幸免。這樁案件發生于一六六至一六九年，為歷史上有名之黨錮，且刑獄株連甚廣，規模宏大，辦理徹底，致使全部運動為之夭折，其所遺留之惡劣影響，直隔了百年之后，始為發覺。蓋即發生一種反動的風尚而有冷淡清靜之崇拜。與之相輔而起者，為酒狂，為追逐女人，為詩，為道家神學。有幾位學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設門戶，飲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則佯作樵夫，有事則長嘯以招其親友。

于是繼之又有竹林七賢之產生，此所謂竹林七賢，均屬浪漫詩人。如劉伶者，能飲酒累月而不醉，嘗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人民不以為忤，且稱之為智達。那時所有文人，流風所披，或則極端粗野，或則極端荒淫，或則極端超俗。似另一大詩人阮咸，嘗與婢女私通，一日方詣友人處宴飲，賓客滿座，其妻即于此時伺隙遣此婢女去，咸聞之，索騎追蹤，載與俱歸，不避賓客，可謂放誕。而當時受社會歡迎的乃即是這般人。人民之歡迎他們，猶如小烏龜歡迎大烏龜之厚甲殼。

這里我們好像已經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禍，因而明了無可無不可之消極態度之由來，此冷淡之消極態度亦即受盡現代列強冷嘲熱諷之“中國人無組織”之由來。這樣看來，醫治此種弊病的對癥良藥，很為簡單，只要給人民的公民權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從未有人能見及此。沒有人巴望它，也沒有人誠意熱切地需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