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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任何一時代的文學或任何一時代的歷史，其最終和最高之努力，往往用于覓取對該時代之“人物”的精詳的了解。因為文學創作和歷史事跡之幕后，一定有“人物”此等人物及其行事畢竟最使吾人感到興趣。當吾人想起馬蔻斯&#8226;奧理略(marcusaurelius)或呂善(lucian)，便知適當羅馬衰落時期。又或想起佛朗古&#8226;維龍(francoisvillon)便知適當中古世紀。想起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馬上感覺到那個時代很熟悉，也很明了。像“十八世紀”那樣的名稱，還不如稱為“約翰遜時代”來得有意義。因為只稍提醒約翰遜的一生行事:他所常出入的倫敦四法學院怎樣，他所常與交談的友儕怎樣，整個時代便覺得生動而充實起來了。設使有與約翰遜同時代而文名不足道之一人物，或一普通倫敦市民，其一生行事中也許有同樣足資吾人矜式者，然一普通倫敦市民終不足引起吾人之興趣，因為普通人總歸是普通人。不論普通人喝燒酒也好，呷李普登茶也好，都只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倘若為約翰遜，則他的抽煙和時常出入倫敦四法學院，倒也是于歷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史料。偉人的精神用一種特具方法反應于當時社會環境而垂其影響于吾人。他們的優越之天才，能影響于他所接觸之事物，亦能接受此等事物之影響。他們受所讀書本之影響，亦受所與交際之婦人的影響。若令較為低能的人物與之易地而處，則不會有甚么特征可以發現。是以在偉人的生命中，生活著整個時代的生命。他們吸收一切所可吸收之事物，而反射以最優美最有力之敏感。

可是論到研究一整個國家，那普通人民便千萬不容忽略過去。古代希臘的人民，并非個個都是索福喀麗(sophocle)，而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吉利，也不能到處散播培根(bacon)和莎士比亞(shakespeare)的種子。談論希臘而只想到索福喀麗、伯里克理斯(pericles)、阿斯佩細亞(aspasia)寥寥數人，勢必把雅典民族之真相弄錯。蓋吾人尚須想及索福喀麗的兒子嘗以家務糾紛控訴乃父，更須想及亞理斯多芬(aristophane)同時代的人物，他們不完全是愛美的，也不完全是追求真理的，而卻是終日狂飲饕餮，唯以醉飽為務。爭辯紛紜，譎變狡猾，唯利是圖，這真是一般普通雅典人民底典型。唯利是圖，詐譎多變之雅典人性格，有助于吾人之了解雅典共和邦所以顛覆之理，適如伯里克理斯與阿斯佩細亞之使吾人了解雅典民族之所以成為偉大。倘個別的加以評價，則他們的價值幾等于零，但倘以集體來觀察，則他們之所影響于國運之力量至為宏大。是以過去的時代，已無法將他們加以改造，至現代國家中，所謂普通人民，固未嘗一日與吾人須臾離也，安得以等閑視之？

但是誰為普通人民？而普通人民又是怎樣一個形象？所謂“中國人民”在吾人心中，不過為一籠統的抽象觀念。撇開文化的統一性不講——文化是把中國人民結合為一個民族整體之基本要素。南方中國人民在其脾氣上、體格上、習慣上，大抵異于北方人民，適如歐洲地中海沿岸居民之異于諾爾曼民族。幸而在中國文化之軌跡內，只有省域觀念之存在，而未有種族觀念之抬頭，因而在專制帝政統治下，賡續數世紀之久，得以相安無事。歷史上復遺傳下來一種寶貴的普遍法式——文字，它用至為簡單的方法，解決了中國語言統一上之困難。中國文化之融和性，因能經數世紀之漸進的安靜播植，而同化比較溫順之土著民族。這替中國建立下“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友愛精神，雖歐洲今日猶求之而不得者。就是口說的語言所顯現之困難，亦不如今日歐洲分歧錯雜之甚。一個歐洲籍人倘旅經西南邊境如云南者，雖略費麻煩，仍可使其意思表達而為人所懂，語言的技巧在中國使其拓植事業逐漸擴展，其大部蓋獲助于書寫之文字，此乃中國統一之顯見的標識。

此種文化上之同化力，有時令吾人忘卻中國內部尚有種族歧異、血統歧異之存在。仔細觀察，則抽象的“中國人民”意識消逝，而浮現出一種族不同之印象。他們的態度、脾氣，理解各個不同，顯然有痕跡可尋。假使吾們用一個南方籍貫的指揮官來駕馭北方籍貫的軍隊，那時立即可使吾們感覺二者不同性之存在。因為一方面，吾們有北方人民，他們服習于簡單之思想與艱苦之生活，個子結實高大，筋強力壯，性格誠懇而忭急，喜啖大蔥，不辭其臭，愛滑稽，常有天真爛漫之態，他們在各方面是近于蒙古族的;而且比較聚居于上海附近之人民，腦筋來得保守，因之他們對于種族意識之衰頹，如不甚關心者。他們便是河南拳匪，山東大盜，以及篡爭皇位之武人的生產者。此輩供給中國歷代皇朝以不少材料，使中國許多舊小說之描寫戰爭與俠義者均得應用其人物。

循揚子江而至東南海岸，情景便迥然不同，其人民生活之典型大異。他們習于安逸，文質彬彬，巧作詐偽，智力發達而體格衰退，愛好幽雅韻事，靜而少動。男子則潤澤而矮小，婦女則苗條而纖弱。燕窩蓮子，玉碗金杯，烹調極滋味之美，飲食享豐沃之樂。懋遷有無，則精明伶俐;執戟荷戈，則退縮不前;詩文優美，具天賦之長才;臨敵不斗，呼媽媽而踣仆。當清廷末季，中國方屏息于韃靼民族盤踞之下，挾其詩文美藝渡江而入仕者，固多江南望族之子孫。

復南下而至廣東，則人民又別具一種風格，那里種族意識之濃郁，顯而易見，其人民飲食不愧為一男子，工作亦不愧為一男子;富事業精神，少掛慮，豪爽好斗，不顧情面，揮金如土，冒險而進取。又有一種奇俗，蓋廣東人猶承受著古代食蛇土民之遺傳性，故嗜食蛇，由此可見廣東人含有古代華南居民“百越”民族之強度混合血胤。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噪咒罵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向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胡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后煞癮之概，故譬之于神秘之九頭鳥。至湖南人則勇武耐勞苦，湘軍固已聞名全國，蓋為古時楚國戰士之后裔，具有較為可喜之特性。

因往來貿易而遷徙，與科舉時代應試及第之士子被遣出省服仕之結果，自然而然稍稍促進異種人民之混合，省與省之差異性乃大見緩和，然大體上仍繼續存在著。蓋有一頗堪注意之事實，即北方人長于戰斗，而南方人長于貿易，歷代創業帝王，幾從無出自大江以南者。相傳食米之南人，無福拱登龍座，只有讓那啖饃饃的北方人來享受。實際上除卻一二例外，如唐周二代的創業帝王，出自甘肅東北部，故有土耳族之嫌疑，其余各大皇朝的帝王，蓋莫不起自比較阻塞的山陵地帶，靠近隴海鐵路，此地帶包括東部河南，南部河北，西部山東和北部安徽。這個開業帝王的產生地帶，倘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它的幅徑距離不難測知。漢高祖起于沛縣，即現在之徐州;晉室始祖起于河南;宋室始祖起于南部河北之涿縣;明太祖朱洪武出生于安徽之鳳陽。

直到如今，除了蔣介石將軍出身于浙江——他的家族譜系尚待考——大半將帥，多出自河北、山東、安徽、河南，也以隴海鐵路為中心點。山東產生了吳佩孚、張宗昌、孫傳芳、盧永祥;河北產生了齊燮元、李景林、張之江、鹿鍾麟;河南產生了袁世凱;安徽產生了馮玉祥，段祺瑞。江蘇不出大將，而產生了幾位出色的旅館侍者。五十年前，中國中部湖南省出了一位曾國藩，這個好像是例外，但是足以證明上述之定律:因為曾國藩是一位第一流學者，同時也是第一等大將，但他既系出生于長江之南，是以為食米者而不是啖饃饃者，從而他的命運注定應為貴顯大臣，而不能為中華民族開創一新的皇朝。因為開創帝業這種工作，需要一種北方典型的粗厲豪放的態度，要具備一種淳樸而令人可愛的無賴漢之特性，要有愛好戰爭，不厭勞動而善于自利的天才——藐視學問與孔教倫理學，直至大局底南面稱皇，那時孔教的尊皇思想始有用于他，然后大模大樣大講其尊孔之道。

粗暴豪邁之北方，與柔荏馴良之南方——二者之異點，可以從他們的語言音樂與詩歌觀察而得。你可以把陜西的歌曲跟蘇州的歌曲做一對比，立可發覺其絕然不同之差異。一方面陜西歌曲聲調鏗鏘，樂器用擊筑拊嗒板而和歌，音節高而嘹亮，頗類瑞士山中牧歌，歌聲動則回風起舞，似在山巔，似在曠野，似在沙丘。另一方面則有那耽安淫逸之蘇州的低音歌曲，其聲調嗚咽哽嗌，似長嘆息，似久困喘哮病者之呻吟，因其勉強哼噓而成顫抖之音律。即從尋常對話中，亦可以察覺明朗清楚之北平官話，其聲調輕重之轉變分明，令人愉悅;而蘇州婦女之甜蜜柔軟之喋喋瑣語，多圓唇元音，抑揚波動，著其重處不用高朗之發聲，而徒拖長其柔悅婉轉之綴音以殿于句末。二者之差異固甚顯然。

關于南方與北方語言腔調之不同，曾有一段有趣故事，據說一次有一位北籍軍官，嘗南下檢閱一連蘇籍之軍隊，當這位軍官大聲喝令“開步走！”的時候，全體士兵屹立不動，屢次喝令，均屬無效，正無法施行其命令之際，其連長系久居蘇州習于蘇俗者，乃稟請軍官準其另自發令，軍官準之，連長乃一反軍官之清楚明朗的“開步走！”的急促腔調，而出以婉轉誘惑之蘇州口音“開步走噯”果然，全體軍隊應聲而前進了。

詩歌里面，像這樣歧異的色彩，表現于第四第五第六世紀者，尤為濃厚。當時北部中國初次經韃靼民族之蹂躪，漢人之受有教育者相率渡江而南下。值此時抒情詩方發皇于南朝，而南朝統治階級，頗多為抒情詩能手。民間復通行一種體裁別致之戀情小曲，名為“子夜歌”把這種熱情的小詩，與北方新興的富有朝氣的質樸詩作一對比，二者情調之歧異是深刻而明朗的。吾們且看那時候南朝歌曲的作風怎樣:

讀曲歌

打殺長鳴雞，

彈去烏臼鳥。

愿得連瞑不復曙，

一年都一曉。

子夜歌

路澀無人行，

冒寒往相覓。

若不信儂時，

但看雪上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