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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明了中國人對于生命之理想，先應明了中國之人文主義(humanism)，人文主義這個名詞的意義，未免曖昧不明。但中國人之人文主義，自有其一定之界說，它包括:第一點，人生最后目的之正確的概念;第二點，對于此等目的之不變的信仰;第三點，依人類情理的精神以求達到此等目的。情理即為“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意義又可以釋作普通感性之圭臬。

人生究有何種意義，何等價值，這個問題曾費盡了西方哲學家許多心思，錯綜糾紛，終未能予以全般之解釋——這是從目的論的觀點出發的天然結果，目的論蓋認為宇宙間一切事物連同蚊蟲和窒扶斯菌在內，都是為了人類的福利而產生的。因為這個人生太痛苦，太慘愁，殆無法創設一完善之解答以滿足人類的自尊心。目的論因是又轉移到第二個人生，這個現世的塵俗的生命因是被看作下一世生命的準備。這種學理與蘇格拉底(socrates)的邏輯相符合，他把悍妻視作訓練丈夫性情的天然準備。這一個論證上左右為難的閃避方法，有時給吾們的心靈以暫時底安寧。但是那永久不熄的問題又復出現:“人生究有何種意義？”尼采則毅然決然不避艱難地拒絕假定人生應有目的，而深信人類生命之進程是一個循環，人類的事業乃為無目的之野人的舞踴，非為有目的之往返于市場。但是這個問題仍不斷地出現，有似海浪之拍岸:“人生究有何種意義？”

中國人文主義者卻自信他們已會悟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從他們的會悟觀之，人生之目的并非存于死亡以后的生命，因為像基督所教訓的理想謂:人類為犧牲而生存這種思想是不可思議的;也不存于佛說之涅槃，因為這種說法太玄妙了;也不存于事功的成就，因為這種假定太虛夸了;也不存于為進步而前進的進程，因為這種說法是無意義的。人生真正的目的，中國人用一種單純而顯明的態度決定了，它存在于樂天知命以享受樸素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與和諧的社會關系。曩時，啟蒙的學童所習誦的第一首詩即為下面的一首:

云淡風輕近午天，

傍花隨柳過前川;

時人不識余心樂，

將謂偷閑學少年。

這一首小詩不獨表現詩的情感，它同時表現著人生的“至善至德”的概念。中國人對于人生的理想是浸透于此種情感中的。這一種人生的理想既不是懷著極大野心，也不是玄妙而不可思議，它是無尚的真理，我還得說它是放著異彩的淳樸的理想，只有腳踏實地的中國精神始能領悟之。吾人誠不解歐美人何以竟不能明了人生目的即在純潔而健全地享受人生。中西本質之不同好像是這樣的:西方人較長于進取與工作而拙于享受，中國人則善于享受有限之少量物質。這一個特性，吾們的集中于塵俗享樂的意識，即為宗教不能存在之原因，也就是不存在的結果。因為你倘使不相信現世此一生命的終結系于下一世的生命的開始，天然要在這一出現世人生趣劇未了以前享受所有的一切。宗教之不存在，使此等意識之凝集尤為可能。

從這一種意識的凝集，發展了一種人文主義，它坦白地主張以人類為中心的宇宙學說而制下了一個定則:一切知識之目的，在謀人類之幸福。把一切知識人性化，殆非容易之上作，因為人類心理或有陷于歪曲迷惑之時，他的理智因而被其邏輯所驅使而使他成為自己知識的工具。是以只有用敏銳的眼光、堅定的主意，把握住人生的真正目的若可以明見者然，人文主義始克自維其生存。人文主義在擬想來世的宗教與現代之物質主義之間占一低微之地位。佛教在中國可說控制了大部分民間的思想，但忠實的孔教徒常含蓄著內在的憤怒以反抗佛教之勢力，因為佛教在人文主義者的目光中僅不過為真實人生之逃遁或竟是否定。

另一個方面，現代文明的世界方勞役于過度發展的機械文明，似無暇保障人類去享受他所制造的物質。鉛管設備在美國之發達，使人忘卻人類生活之缺乏冷熱水管者同樣可以享受幸福之事實，像在法國，在德國，許許多多人享著舒適之高齡，貢獻其重要的科學發明，寫作有價值的巨著，而他們的日常生活，固多使用著水壺和老式水盆也。這個世界好像需要一個宗教，來廣布耶穌安患日之著名格言，并宣明一種教義:機械為服役于人而制造，非人為服役于機械而產生。總而言之，一切智慧之極點，一切知識之問題乃在于怎樣使“人”不失為“人”和他的怎樣善享其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