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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最底層的百姓，一步一步被融入政治中，天命或者神慢慢被移出政治。而由人民，來代替了原來天命或者神的地位。西方的議會和選票政治，從理論上，就是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同樣的，后來的蘇聯和中國，采用了代表大會制度，也是用人民來代替了原來的天命或者神。

從開放的政治鏈條，變為閉合的政治圓環，是近現代政治體制跟以前的政治體制最大的不同。致于實行什么具體的制度，其實沒那么重要。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分歧，更多的是盟友與敵對勢力的分歧。

政治制度與開放的政治鏈條越不同，與閉合的政治圓環越接近，政治制度也就越先進。階層固化和貧富分化對國家的影響，應該從這個方面來分析。

王宵獵前世，絕大部分的國家，絕大部分的政治家、理論家，對此都沒有清醒認識。大部分的人都在意識形態中，在政治制度中，從經濟管理上，進行各種分析。這些分析其實沒有什么理論基礎，只能從生產力，從人民的生活水平高低，從國家的軍事力量，諸如此類來分析。

人民是歷史的主人，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人民當家作主，政府要為人民服務。這些話語聽起來非常簡單，耳熟能詳。但真正分析起來，卻都大有學問。能夠真正理解清楚的人，實在少之又少。

從前世，王宵獵學到的政治知識其實只有幾條。第一是在國家和社會之中，人民是主人。天命或者神已經一去不復返，人民作為主人，把政治鏈條閉合成了政治圓環。第二社會是發展的，與不斷發展的社會相適應，政治應該不斷改革。除此之外，不太重要。

困擾王宵獵的，是人民是主人，但到底誰是人民？農民是，工人是，知識分子是不是？資本家是不是？官員是不是？軍人是不是？甚至是牢獄里的犯人是不是？街道上的乞丐是不是？

人民是主人。但是國家怎么知道人民的意見？怎么讓人民當家作主？即使分清了誰是人民，他們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是不是真地代表了心里的意見？即使代表了心里的意見，這些意見又是不是正確的呢？現在認為正確，結果一年后，十年后，或者更長時間后，卻發現錯了怎么辦？

如果問人，對這些問題，很多人都能長篇大論，說出無數的意見，提出無數的看法。但說實話，絕大多數基本沒有什么用。這些簡單的問題，涉及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實際是大學問。

中國的儒學，在發展過程中，孔子之下有兩個人非常重要。一個是孟子，另一個荀子。他們兩人的思想，一個非常著名的分別，一個認為人性是善的，一個認為人性是惡的。

宋朝之前，荀子的地位比孟子高。宋朝之后反過來，孟子的地位比荀子高。

為什么？是有的學者昏了頭，朝廷跟著發昏？還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王宵獵說不清楚，因為他前世沒見過關于這方面的研究。

人性是善是惡，直接關系到政治制度，關系到社會治理。不管是國家還是社會，都是由人組成。對人的認識，決定了政治制度和社會治理。

在經濟學中，經常把參與經濟活動的人視為理性人，認為是自利的，是理性的。這個假設，同樣是對于人的認識，由此引出各種理論。

對人的認識，比如認為人是自由的，人是自利的，有天賦的人權。這樣的認識，直接產生了相應的理論，產生了相應的政治制度，產生了相應的社會治理方法。或者說，對人的認識，是整個國家和社會研究的基礎。認為人是什么樣的人，應該是什么樣的人，就有了不同的政治思想。

換另一個角度，從人是什么樣的走出來，重新認識國家和社會。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他又說，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其實比較明確。就是以“我”為一個存在，以他人、國家、社會等等作為一個存在，如何處理其中關系。最核心的，就是忠恕。對別人、國家、社會、宗族、家庭等，是忠。而對自己，要求則是恕。

孟子的思想比較復雜，也有些混亂。他提出了“義”。但義到底是什么，其實說不太明白。后世的人更加混亂，經常仁義并提，失去了其具體的意思。

對人的認識，有一元論和二元論。二元論很簡單，認為人是自然人，有自然本性，同時人也是社會人，有社會稟性。國家制度，社會治理，是基于人的社會稟性，但也考慮自然本性。一元論則認為人是社會一元的，自然性本身也是社會性的一部分。對人的治理，不需要考慮自然本性。

王宵獵看來，人就是人，沒有什么一元論二元論。一元二元的分別，只是人對社會、自然等的認識不同。以認識者的眼光，去研究人類。怎么分，人還是在那里，人依然是那個樣子。

或者說，人的本性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樣子的，其實沒那么重要。

人就是這個樣子，或者那個樣子的，怎么認識是認識者的事。但一個人，和兩個人不同的，不是兩個人的簡單相加。因為兩個人在一起，有了相互關系，有了利益糾纏，有了他們的共同特性。這一個共同特性，是新生出來的，既與兩個人有關系，又有自己的獨立性。

一切對于人的研究、理論，家庭關系、宗族管理、國家制度，都必須把這個共同特性考慮在內。而且要把這個共同特性與人區別開來，清醒認識，認真管理。

簡單的說，對人的研究，對于人的一切理論，必須清楚明白，集體與個體的不同。這不僅僅是強調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不同，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分歧，而是要把集體單列出來，進行單獨管理。

這個問題說起來有些繞嘴，很多人都會覺得是廢話，認為自己明白。實際不明白。

用道家的話來說，就是一生二，二生三，那個三是什么。三不是由二再分一個出來。而是二的兩個個體，有了聯系，有了接觸，他們的總體就是那個三。用集合論來說，就是合集，這個合集中可能還有交集，還有其他，但有了自己的性質。

認清了這一點，也就明白，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不能簡單認為事情由百姓說了算。甚至把國家的所有人算在里面，也不能由這些個體來做決定，更加不能用少數服從多數，簡單投票的辦法。治理者既要面對一個一個的個體，同時也要面對這個由個體組成的整體。

誰是人民？人民不只是由國家的人組成的，不只是工人、農民、商人、資本家、知識分子，不只是官員、軍人、學生等等，還包括那個整體。

很多時候，人們都認為整體是虛無的，只是一種認識，一種手段而已。其實不是。那個整體是真實存在的，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認識，自己的需求。

認識到了這一點，就從分析什么是人，什么是人性中跳脫出來。對于政治與社會的認識，有了一種全新的視角。對于政治、社會、經濟的分析，不再模糊，而能夠有清醒的認識。

如果你穿越一千年，來到了古代的中國，要做些什么，來讓中國避免歷史中的落后，讓中國站上人類文明之巔？沒有清醒的理論認識，而只是單憑歷史記憶，來改變某些歷史節點，其實是遠遠不夠的。現在打敗了金人，后邊還有更歷害的蒙古人呢。至于單純地照抄西歐洲制度和一些做法，同樣不行。不要說一個人對西歐認識不足，歷史上一直抄的俄羅斯是什么樣子呢？

應該承認，地球上的各個文明，不同人群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點。他們是那個樣子，都不是偶然的。同樣也應該承認，這種不同，人類前進的腳步，應該是不一樣的。認為人是一個樣子，人類社會也應該是一個樣子，是不正確的。人類的發展，本就是繽紛多彩。

認為自己是文明的，別人是野蠻落后的，是一種偏見。認為別人應該是自己的樣子，更加是一種傲慢。西亞、歐洲有自己的特殊情況，有一種傳教士情結，本就是不正確的。

人類文明有同化。同化是有條件的，是需要時間的。強行同化，本就是不正確的。

讓王宵獵困惑的，是他前世所生活的那個中國，從屈辱落后中走出來，有太多的外部因素。而對于中國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文化，研究不足。自己來到這個世界，要讓中國成為什么樣子，王宵獵其實并不知道。他要做的事情，設計的制度，都要自己去摸索。

人就是這樣。對于一件事情，只要有參照，就認為自己明白了。許多人覺得，外國人比我們富，比我們強大，他們這件事怎么做，我們當然就要這么做。外國人船堅炮利，國富民強，他們是這樣子的政治制度，我們也要這樣。甚至就連飲食穿衣，也要一樣才行。

照抄別人，沒有自己的思考，怎么能行呢？世界上哪里有一模一樣的國家？同樣也沒有一模一樣的家庭。人類社會有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強調自己的特殊性，也不要忘了人類的共性。

人很簡單，社會很復雜，國家更加復雜。很簡單的人就已難以認清，更加復雜的社會、國家，豈能是簡簡單單說清楚的。認識到復雜性，才能真正找出不錯的路。

第106章 楊進之亂

一個士卒急匆匆進來，叉手高聲道：“稟知州，有軍賊楊進，突然作亂。擁兵數萬，取道登封，已過穎陽，直向伊闕。聽聞欲取道龍門，進占河南府！”

王宵獵猛地睜開眼睛，看著下面的士卒。過了片刻，猛地一拍桌子：“說清楚，這個楊進到底有多少人？擁兵數萬，我整個汝州才多少人口！”

士卒被嚇了一跳，一時之間不知道說什么，在那里瑟瑟發抖。

王宵獵擺了擺手道：“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士卒唱諾離去。王宵獵看著他的背影，又愣了一會。怪誰呢？這個時代就是這樣，想得到準確的數字何其難也！對楊進王宵獵并不陌生，開封府的時候也算同僚，受宗澤招安。

楊進綽號沒角牛，身體魁梧壯實，如同牛一般。原來是王淵的部下，受招安之后，為開封府的統制之一。本來守鄭州，此次取道登封，避開了兩京大道上的兵馬。

統制官統兵數千。說楊進有兵三千王宵獵還信，數萬就離譜了。整個鄭州的人口全部入軍，能湊出幾萬兵來就是奇跡。此時打仗，想搞清對手人數都是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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