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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專館的規模以及課程安排，都和一般學校沒有什么差別。這就等于在自己家里成立了兩個學校。我父親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財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數的了。但是，他卻從來沒有到專館去檢查過兒女們的功課。以女館為例，他從來沒有把女教師請到他的辦公室和她們研究一下關于教學上的事情。逢年過節，女老師前來給他拜年、拜節，他總是“擋駕”不見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來請安的時候，經常囑咐他們要好好念書，也對二姐和我說過同樣的話。可是他既沒有當面考核過兒女們的功課，也沒有對兒女們說過應當怎樣念書才算是好。

下面簡單地談一下關于這兩個專館的情況。

當時的男館，設在北海五龍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現在的中央文史館的館址，已不能指認了。它像當時一般學校那樣設有漢文、英文、算術、歷史、地理、體操等課程。各門課程都請專門的老師來講授。其中比較有名的漢文老師有嚴修、方地山、董賓吉等人。教英文的是一位外國人。當時在館讀書的男生，共計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專館的規定，不論老師和學生，都必須住在館里，并專有一個廚房供應他們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傭人，做搖鈴、打掃教室和館內雜役等事情。同時，還用了一些人專門伺候老師和學生，由于四哥、五哥都結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課的時間才到專館里來，成了“走讀生”。當時總管男館事務的，是經我父親指定的嚴修老師。嚴字范孫，天津人，是一個有名的學者。

女館設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個院落里。它也同樣是按學校的設置來辦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節課。上午8至12時上4堂。下午1至5時再上4堂。每堂課的上課時間是50分鐘。課程和男館不同的是沒有體操。所請的老師，都是天津女子師范學校的畢業生，計有教漢文的楊蘊中、董文英。教算術的是唐尹昭，教歷史的是朱紹儀……等等。英文是請了一位英國姑娘蘇小姐來擔任的。漢文又分門別類的講授。例如，楊教的是古文，課本是《古文觀止》；董教的是《四書》。教室內，同樣設有講臺、講桌和課桌、課椅，就外觀上看，是和一般學校的情況完全相同的。

當時在女館上學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9人，還有大哥的頭兩個女兒，五、六、八、九4個姨太太。那時候，還有我二伯家里的一個大姐正在中南海內，所以也同在這個館里讀書。女館里按照文化程度，分為第一、第二、第三3個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兩個女兒，五、六兩個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一共7個人，第三班則是一些小妹妹們了。專館里也規定了考試制度，計有大考、小考兩種。小考在暑假前舉行，大考在年假前舉行，也同樣記分數，定名次。每次考試的第一名是有獎勵的。二姐和我的功課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試都是我倆輪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試的前夕，我父親總要問問我倆，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東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考前說是要一架新式銅床的話，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銅床便也抬到我屋里來了。我們姐妹姑侄是有學名的。對那4個姨太太，老師們在課堂里叫她們“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親便分別給她們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做志學，六姨太太叫做勉學，八姨太太叫做潛學，九姨太太叫做勤學。

女館的女老師們，也住在專館里，也專有一個廚房供應她們的伙食，專用了一些女傭人來伺候她們。她們的月薪，大約是每人100元。這樣一些物質待遇，在當時說來，算是很優厚的了。但是，她們卻有一大苦惱，那就是雖然沒有任何明文規定來限制她們的自由，實際她們的行動卻大大的不自由。在總統府里，我們姐妹和丫頭、老媽們尚且不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閑步，何況那些女老師！請假外出，本來是允許的。但是外出的時候，要開一種條子，既要有專人送出府門，回來時，也還要有專人在府門迎接，才能進得來。因此，這些女老師們為了避免進出的麻煩，除非有特別緊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樣的佳節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來，才能得到解放，走出總統府。

我們女生是不住在女館里的。學生每天上學的時候，總要帶著自己的丫頭或是老媽，有的小妹妹還要帶著奶媽，以便隨時得到伺候和照料。學生們在教室里上課，這些隨從們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里，等待各自的主人隨時來吩咐她們些什么。教室里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上著課，某姨太太忽然站起來說“楊先生，我請一會兒假”，接著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頭問“總統吃的餃子預備好了沒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別的問話，然后再回到教室繼續聽講。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別的姨太太也同樣來上那么一套。請想，在這樣的情況下，老師們怎么能夠講好，學生們又怎么能夠專心！

女館同樣規定學生要和老師一起吃午飯。但是，那幾個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著我父親吃飯，有的要回到自已屋里單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經常地和老師們一同進食。

就我父親設專館的本意說來，不但希望兒女們從這里學到封建社會所需的“學問”，同時還希望兒女們在和老師的日常接觸中潛移默化地學習一些同樣是封建社會里所需要的進退應付的規矩禮節。但是，根據當時的男館、女館的情況來看，由于我父親不得其法，所以它們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我父親對于教育子女，除了用專館以外，就只有一味地嚴厲了，尤其是對兒子們，有時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養壽園里的水池內撈魚，正在撈得高興的時候，猛然聽得岸上“哦”的一聲，似乎是我父親的聲音，他趕忙跑了上來，卻是五哥在假裝著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撈魚，同樣地又聽得“哦”的聲音，他認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聲：“好你個老小子！”不料，這次卻真是我父親帶著一些人來散步了。當時我父親就叫丫頭把四哥從水邊拉了上來，不容分說，用棍子打了一頓。因為四哥克良不愛讀書，又娶了唱戲的孫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親最不喜歡他，挺大的人，有時也要挨打。

弟兄們對我父親非常害怕，在他面前就只有一味地馴順。他們每天照例要向父親請安，每天都幾乎照公式問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都是在我父親吃午飯以前，大約上午11點多一點，到居仁堂去給他請安。當他們進屋之前，男傭人先高聲傳報：“x爺來啦！”這時，他們必須得到父親的許可，才能進去。他們進門以后，先是叫一聲“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溫聲問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著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頭，靜候問話。我父親對大、二、三哥，總是問：“這幾天干些什么？”對四、五、六哥，總是問：“念書了沒有？要好好念書！”每天都是這樣。在這以后，有時也問問他們生活上的情況，有時也問一些他想問的別的問題，有時卻什么也不問，只說“去吧”兩個字來結束。這每天一次的照例會見，在他說完了“去吧”以后，這幾個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躬，倒退著蹭幾步，然后才敢轉身出門。

至于父親對待少奶奶的請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約在每天上午11點左右的時候，有一個“跑上房的”分頭到各少奶奶處告訴一聲“總統快吃飯啦”。這時，她們就分別前來。在叫了一聲之后，同樣的問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親對她們是更沒有什么話可以說的了，只簡單地說上4個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們彼此之間，談不上有什么父子之情，天倫之樂，只是走走形式罷了。

當大哥、二哥、三哥每天來請安的時候，我父親往往就讓他們陪著一同吃午飯。但是，這3個人怕拘束，是不愿意留在那里吃飯的。有一次二哥陪著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飽的時候，我父親又遞給他一個熱饅頭。古禮有云：“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依照這個說法，二哥是不敢說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飽了。這怎么辦呢？他一面假裝掰著吃，一面把所掰的饅頭塊偷偷地往袖筒里裝，結果胳膊竟被熱饅頭燙掉了一塊皮。

我父親對兒子的管教，既是這樣的嚴厲，兒子們又都受過專館教育，后來五、六、七3兄弟還曾先后到英國留學，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國留學，是應該成為出眾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樣家庭的影響下，他們念書既沒有得到比較出色的成績，以后也沒有成為什么“人才”。

我父親對于女兒的管教，是比較馬虎的。這是由于他認為女兒到頭來總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著“女兒為重”的思想的。這一思想，也表現在他對兒女們的稱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記兒”，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兒”，就是在他們結婚以后，我父親和我娘于氏也還是叫他們小名的。至于女兒，我父親卻從不許叫她們的小名。小的姐妹們叫老幾、小幾，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紀大些的則稱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無論我父親和我娘以及各個姨太太都是這樣稱呼她們，就是她們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兒為重”的思想，所以對女兒的管教，主要交給她們自己的媽媽負責，他是不大過問的。特別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歡的兩個愛女，所以就讓我們和他同住居仁堂。當我倆已長到十四五歲的時候。有時遇著他高興，還要把我倆抱在腿上。我父親有時還給我們講故事，有時故意把十幾塊或上百塊銀元先藏在他臥室里一個不大容易被發現的地方，然后叫我倆進房去找，誰找著了就賞給誰。一般是，我們找過幾個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來”的時候；有時著著實實找了許久也沒有找到，我們父親就用各種說法或是暗示來啟發我們，最后還是能夠找到的。還有，在冬季里，每頓飯總有一個火鍋子。我父親在舀湯的時候，有時把勺里的余瀝帶進火鍋，有時甚至把鼻涕也帶進去了，因此我總是在他吃湯之前，先舀出一碗來單吃。我父親看到這種情況，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卻絲毫不以為怪，只當沒有這事似的。由以上這幾件事來看，他對女兒們，特別是對二姐和我，與對男孩子的“嚴厲”管教，可以說截然不同，甚至是“嬌縱”或是馬虎了。

過年的繁文縟節

除夕的晚飯，也就是所謂的團圓飯，擺在居仁堂的樓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過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辦法。這個時候，我父親也破例喝一些紹興酒，并和大家隨意談笑，大家也同樣隨意吃喝笑樂，似乎是比上面所談過的星期日晚飯那一頓要隨便得多。吃過了團圓飯，接著大家便給我父親和我娘辭歲，行的是叩拜大禮，次序是：姨太太們先行，兄弟們拜，姐妹們拜，嫂子們拜，侄兒侄女們拜，最后是男女傭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來拜。辭歲后抓彩，彩里有各種糕點和糖果，也有各種玩具和應時當令的春節用品。小孩子們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們在這個時候是極其活躍和高興的。我父親平時不準家里人賭博，在抓彩以后，他卻首先帶著各個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總是500元一底，輸完了事。如果實在輸不完，他也聽憑我和二姐倆一次一次地借端搶走，因此，歷年的這場賭博，都是我倆成了最后的勝利者。我們家從除夕起既然由我父親帶頭對賭博開了戒，那么各房的人們也就此來彼往地聚在一起賭博，特別是男女傭人們更是興高彩烈地大賭起來，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終止。

我們家過年是這樣的熱鬧、高興，但是，有一年卻在中南海福祿居東邊的一個院落里，出現了一個與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經回到中南海來過了一個年。按照我們家的“規矩”，她是不能和我們一道吃團圓飯的，同時還不準她看娘家的燈。據說，如果娘家的燈被她看了去，娘家那興旺的氣派便會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個院子里的電線也剪斷了。她是點著蠟燭過除夕的。在同一個中南海里，一邊是燈火輝煌，一邊是冷冷清清。這個忌諱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親卻偏偏照辦不疑。

除夕夜，我們家各個屋里都要點上守歲蠟燭，各個院里也都要燒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親的臥房里，則要撒上很多“銅子”，他自己還往地上撒一些“洋錢”。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為的是諧著踩“歲”的音，取個“除舊”的吉利。至于我父親在屋里撒上銅子、洋錢，那是不可能踩“碎”的，這種做法的用意何在，我們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們家從正月初一到初五不準掃地。據說是為了避免把“財氣”掃出去。可是在這幾天里，伺候我父親的丫頭仍在掃他臥房的地，只是不動那銅子、洋錢罷了。在除夕的晚上，我們家從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傭人，都要帶上一朵絹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剛亮的時候，就紛紛把這花扔到院子里去。這大概也是一種“除舊”的意思吧。

還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傭人們，都能得很多份壓歲錢。這是我父親、我娘、各個姨太太分別賞給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個姨太太，還有我們大一些的兄弟姐妹們，都預先查一查“皇歷”，看一看這一天的喜神、財神在哪一方。在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門的時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財神，便對著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門去。但是門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時要斜側著身體出門。我父親每逢看到這個情景，總不由地哈哈大笑起來。初一那天。我們全家準于早6時集合在居仁堂的樓下，7時在院子里擺上供桌，陳列三牲，先行祭天，接著便到“祖先堂”祭祖。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給我父親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辭歲一樣。在初五以前，我們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歡度春節，一般的親友是不來拜年的。特別是親友的女眷，就一定要過初五才能登門。當我父親在彰德隱居的時候，每逢過年，住在項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們，在年前，一過臘月二十，就先后來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們，雖是自已家里的人，要來也必須過了初五以后。

當時，黎元洪副總統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總長的夫人等等，一過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給我父親和我娘拜年。這個時候，我父親總是讓符殿青傳京劇界的名藝人來唱堂會戲。我父親雖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卻不很懂戲。請他點戲，他總是愛點鬧劇中的“浣花溪”。我娘總愛點一出“四老爺打面缸”。我父親恰好排行在四，又有著和戲中老爺相類似的癖好，這就很容易使人們發笑。聽戲的時候，除了我娘，女眷們都在廊檐底下坐著。我父親為了嚴“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掛上極細的珠簾子，因此聽起戲來是非常氣悶的。

內外交攻，氣惱成病而死

我父親很少患病，精神和體力一向很好。攝政王載灃在把他罷職的時候，說他“現患足疾，步行維艱”，命令他“回籍養疴”，這不過是除掉他的一種借口罷了。其實他腿上只有點輕微的風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們從來沒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辦公。府里雖有中西醫生一共4個人當時府里的中醫是劉大夫和我們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醫是王仲琴和一位黃大夫，我們都叫他們為醫官。，但是我父親從來不相信西醫，也從不請中醫給他診脈開方。所以這幾個醫生只是給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親那里，可以說是“無處用武”的。我父親平時對于重要的文電，向來是親自批閱的。他的記憶力相當強，辦公會客也從來沒有出現過倦容，應該說他的精力是夠旺盛的。

上面已經談過，1916年的元宵節，他正在吃元宵的時候，忽然六、八、九3個姨太太為了“妃”、“嬪”的名稱和他面爭，他長嘆了一口氣，說了一番話以后，便走向辦公室去了。從這以后，他就吃不下東西去，覺得食量漸減，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懨懨成病。有的人說，他的病一定是氣裹著食所致。其實，他的“洪憲稱帝”遭到了國人的普遍反對。他在內外夾攻的情勢下，精神上的壓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雖是請了中醫診治，吃著中藥，但這心病是藥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勢已去，明令撤銷帝制，原還想仍然保住總統職位，但是他當時已是處于四面楚歌、眾叛親離的境地。到最后，連他最信任的四川將軍陳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將軍湯薌銘也先后通電宣布獨立，這真是對他的沉重打擊。他這時羞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撐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雖然吃著中藥，卻還是下樓辦公或會客。直到舊歷四月中旬以后，病勢漸漸加重，才不再下樓，但他在樓上臥室，仍舊下床坐著看公文，有的時候還會見重要的來客。他病得最嚴重的時刻，不過四五天。就在這個時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塊肉，熬成了一小碗湯，讓我送給他喝。我父親看到了碗內一塊肉，一面問“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經意識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連說：“不喝！不喝！”我無奈，只得把它端開去。有的人說，大哥曾在這時割過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傳錯了的。

他致死的病癥，是膀胱結石癥，最初的癥狀是小便困難。這個時候，如果住院導尿或開刀，是不會有生命危險的，但他一向堅信中醫，從不肯找西醫來診視。到了最后幾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開來。那時已經到了極其危險的時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終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況嚴重，中醫已經束手無策，但又不相信西醫。這時候，大哥堅決主張改請西醫。他人別無良策，就商經我父親的同意，由大哥親自請法國醫生貝希葉來府診治。貝希葉大夫說，這個病需要住院動手術取出結石，但是我父親不肯到醫院里去。根據當時的病情，到醫院去也實有困難。于是就決定先行導尿，以解除當前的痛苦。我們看到，貝希葉大夫在我父親的后脊梁扎了一針，接著便用了5個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導尿，但導出來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夾雜著血的尿。。當時在場的人都很驚慌，可是我父親并沒有看到導出來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聲，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黃昏他可能意識到自己的病情夠危險的了，卻又認為或者還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來，把大總統印交給徐世昌，并且和他兩人說：“總統應該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準備回彰德啦。”從此以后，我父親才漸漸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舊歷五月初六日公歷6月6日。的早晨6時，就死去了，終年58歲。由于他始終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時間不到12個小時。，并且可能認為不會就死，所以既沒有留下什么遺言，也沒有對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說，大哥信任西醫，二哥竭力反對，相持不決，以致不救。還有人說，我父親死亡前數日，早已人事不醒。這些說法是不確實的。

在我父親病情最嚴重的時刻，家里人很著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說：“全是你害得爸爸這樣！”二哥的意思是，大哥為了想當“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糾合了外邊一班人搞假版《順天時報》來蒙蔽我父親，才使得他一敗涂地，病勢越來越重。其他的人認為二哥說得對，也都同聲地埋怨大哥。偏偏貝希葉大夫又是大哥親自請去的，偏偏我父親就因為貝希葉大夫為他導尿，竟導出血來，以致從此一瞑不視，所以外邊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親的謠傳。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毋庸諱言的，但是要說我父親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順天時報》的影響，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無論在威望、在實力方面，也都不能和我父親相比。這是他必定能夠估計到的情況。他當然明白，只有我父親在世，他或者還有“父死子繼”的希望帝制雖已失敗，如果我父親仍能保持住總統的職位，那么，在修正總統選舉法里，是有著“總統繼承人由現任總統推薦，傳賢傳子，全由現任總統決定”的規定。大哥對于這項規定，當然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父親死去，他又憑借什么爬上民國元首的寶座？所以說，這只是一種謠傳罷了。

我父親剛死，我娘就在旁邊大哭起來。一邊哭，一邊數落著說：“你一輩子對不起我，弄了這么多姨太太，又養了這么多的孩子，你死了都丟給我，叫我怎么辦哪！”哭了又說，說了又哭，弄得當時在場的人誰也不好說話。二哥看看局面很僵，就帶領著姨太太們所生的弟弟、妹妹們跪在她的面前，要求她“賜”大家死，以免累贅了她。大哥一看局面這么僵，如果再繼續鬧下去，勢必鬧得不得下臺，就出來一方面給弟弟、妹妹們賠禮說好話，另方面又勸我娘不要再鬧，才算了事。可是五姨太太卻在我父親死后的當天晚上，趁著全家忙亂的時刻，叫傭人把我父親的鐵柜抬到了她的屋里，甚至連墻上掛的大鐘也摘走了。這兩樁事情使大家感到“樹倒猢猻散”的局面，馬上就要在我家里出現了。

接著，外間又有著我父親是自殺身死的謠傳，所以死后沒有立刻入殮，暫時停放在居仁堂的樓下，等候著我五叔、六叔的到來。那時天氣正熱，雖然在尸體的周圍擺上了很多冰塊，身上還放了很多香菜，但還是不能阻止尸體臭味向外發散。正在我們兄弟姐妹依照“禮法”，跪在靈旁舉哀，全家上下忙亂一團的時候，忽然一個丫頭飛跑著來報：“三姨太太吃了東西了！”驟然間聽到這個消息，大家自然是更加忙亂。幸虧待了不久，有人來說：“大夫來看過了，三姨太太吃的東西已經吐出來了。”大家這才把心放下。這件事情，很自然地加深了全家上下那“樹倒猢猻散”的感覺。我母親則因此留下了吐血的病根，后來終因吐血身死。

到了第二天，不但我父親的尸體向外散發臭味，而且他的嘴角也流出了血。同時，他的肚子更膨脹起來他病得最嚴重的時刻，不過四五天。在這以前，始終沒有斷飲食。。直到我五叔、六叔先后從彰德、項城趕來，我父親的尸體才入殮，這是他死后的第三天舊歷五月初八日。。入殮的時候，穿的是祭天的禮服，頭上是平天冠那上面有著日、月、星一類的裝飾品，還有一串所謂“旒”的東西。，腳上是朱履，身上穿的是什么，現在已記不起來了。那年很熱，他又是過了相當長的時間才入殮的，因此，除了他的尸體還在繼續散發著臭味以外，他那原來就比較胖的軀體，到此時也就更加胖腫起來，因而死前剛剛做好的所謂“十二辰”的陰沉木棺材我父親生前，有人送給他兩塊上好的陰沉板，木質極輕，香味極濃，在他病重時才加工做成。里竟放不進去。實在無法，只得把這個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另換了一個普通的陰沉木棺材。入殮后，棺材抬到居仁堂正廳存放，布設了靈堂。我們家從我娘以次，各個姨太太以至我們子女們都半跪半坐地在靈旁兩側的草墊子上守靈。特別是子女們，到了晚間，還要留在靈旁，不準回房，因此，大家只好在草墊子上輪流休息，輪流守靈。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傳來了一個驚人的消息，說是段祺瑞要帶兵圍困總統府，殺死我們全家。大家一聽非常驚慌。大哥、二哥趕緊去問個究竟。段祺瑞為了證明他絕無此意，就讓他的太太張氏她是張芾的女兒。張芾死后，僅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貧寒。我父親看到她們這種無依無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2人接到自己任上。當時，張的女兒正在吃奶。從這以后，她們就始終住在我們家里。我父親和我娘還把這個女兒認做是自己的大女兒，后來我們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經我父親介紹，嫁給了段祺瑞。在她過門之后，雖然她的母親也跟了過去，但認我家為娘家，來往是極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我們家，對我父親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的叫的很親熱，我們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帶著他們的兒女前來守靈，并且讓他們住在府里，以示無他。段祺瑞本人也天天來看望和照料，只是不在府里住罷了。我們家里的人，由于這場虛驚，心中更是留下了暗淡不安的陰影。

歸葬彰德

我父親死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齊三人被派來承辦大喪典禮，在懷仁堂左近設立了“恭辦喪禮處”。另外，經國務會議議決，由政府指撥銀幣50萬元，充作喪葬經費。其間，所有有關喪事的重大事項，都要由恭辦喪禮處隨時請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后才能辦理。當時喪禮處實際辦事的大總管是袁乃寬，和我們家里人往返聯系的也是他。真正做具體工作的是郭葆昌、童杰童是當時總統府庶務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籌備處里也有他。。

在我父親死后的十幾天，我們家就會同恭辦喪禮處把他靈柩從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內。我們全家也隨著靈柩回到了彰德。按舊時代的一般習慣說來，我父親死后在中南海停靈的時間是比較短的。這是由于當時政府的催促，還是由于受了段祺瑞要帶兵殺死我們全家這一謠傳的影響，現在已經記不清了。

當我父親的靈柩還停在北京的時候，恭辦喪禮處就已經派人到彰德查勘了墓地。接著，當時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撫使田文烈經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決定墓址在離我們洹上村的住宅約有二里的太平莊，這已經是在靈柩移在彰德之后了。那時候，恭辦喪禮處已經撤銷，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處”已經成立。原來由這個工程處計劃招商修筑的墳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個類似城門洞樣子的“穹室”，另外還要修上隧道、石門和石墻。修成后大約很像一個小型的地下宮殿。后來，由于當時的時局很不平靜，我們家里人都主張死者“入土為安”，這才在原來勘定的墓址，先示個磚壙，然后于當年舊歷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后，仍然由這個工程處繼續招商施工，一直到1918年6月方才完成。

墓地完工以后的情況，大致是這樣：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見的是很大的一座綠琉璃瓦頂的石碑樓，接著便是左右對稱的石柱、石馬、石虎、石獅、石人等。再走過一座碑亭，便是所謂“饗堂院”了。這個飧堂院，有大門、有圍墻。墻里修建了七開間的飧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兩邊還修建了東西配房。景仁堂內，除了供奉我父親的“神位”以外，還陳列了我父親生前慣用的家具器物，其中從硬木的書桌、書柜、辦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臉臺、小便柜等等，無一不備，甚至于連托盤、醋醬碟，都一一陳列齊全了。過了景仁堂，再經過一道鐵門，便是我父親的靈墓。上面已經談過，在安葬的時候，由于時間過于緊迫，不能按原定的計劃修筑，只是造成一個磚壙。后來，大家認為磚壙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這才決定在這磚壙的外面，加修一層洋灰鋼筋的套墻。在地面上還修了一座三層的墓臺。記得第一層的尺寸是：南北長28丈，東西長25丈5尺，高9尺。這個墓臺規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見。

我父親的墓地，一共占地將近140畝。墓園之中，除了上述這些建筑以外，墓地四周還種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們家移種的。按照河南的舊俗，凡是樹木蒼郁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規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設有一個管理員，由我們家推薦委任。管理員以下，還雇用了司事、打掃夫、夫頭等十幾個人。另外，還典了祭田10頃，就用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費用。為了監督收支款項，并且為了更好地保護這個袁公林，還成立了個袁公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幾個人輪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項事務。

我父親的喪葬費用，原是當時由政府撥款50萬元來承辦一切的。在北京辦喪事用了將近9萬元，其后的移靈，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項，還需用50萬元左右。核計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親生前的舊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聯名發出公啟，請求當時的內外要人解囊相助。從當時的大總統起，總理、各部總長、各省督軍，還有護軍使，、鎮守使、師長等等都有捐贈。他們捐款的數目，絕大多數是1萬元，最少的是2000元，總計共收到捐款25萬余元，這才算結束了我父親的喪事和葬禮。

樹倒猢猻散

我們家里的人在我父親安葬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長子，獨分40萬元，其余庶出的兒子，每人各分12萬元。他們所分的錢數，除了現金以外，還有折合銀元數字的股票包括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自來水公司等股票。在內。我約略記得，他們弟兄每人還分得10條金子，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錢數以內，因事隔多年，已記不甚清了。女兒們每人只給嫁妝費8000元。我娘和各個姨太太都不另分錢，各隨她們所生的兒子一同過活。當分家的時候，我父親生前的貴重衣物，大部分都沒有了。上面曾經談過，五姨太太在我父親死后的當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親的鐵柜抬到她的屋里去。我父親在世的時候，生活上的一切，后來都由她一手經管，是否還有類似偷走鐵柜的其他情況，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時候，按著房頭，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內只盛半箱衣服，那還都是我父親生前穿過的。每個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親分得的那一件，卻是極其陳舊的了。

我父親生前所置的房產，向來是由袁乃寬負責管理的。據袁乃寬說，只有北京、天津房產各幾處。北京城內，計有錫拉胡同兩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區，有海淀掛甲屯房產一所。在天津，計有英租界小白樓“礦務局”一個大樓，這是我父親東山再起的時候，我們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個地方。還有河北地緯路房產一所，便是二哥后來在津所住過的那一處。這些房產，是他弟兄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樣個分法，我們姐妹們誰也沒有過問了。袁乃寬所說的房產情況，大家認為這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但是，管房產的人既沒有這么說，我父親又沒有留下什么遺囑，最后只得罷休。我父親還在彰德置有地產，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這些地產是怎樣分的，現在也記不清楚了。

分家以后，這就到了真正“樹倒猢猻散”的時候了。過了不久，大、二、三、五、六、八6個姨太太先后帶了自已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我娘在彰德住了兩年多，后來也移住天津。九姨太太先還住在彰德，最后也搬到北京去住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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