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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幾年里，我父親始終跟隨著他的從叔父袁保恒他是袁甲三的長子。。大致的情況是這樣的：在我父親回到項城的第二年，袁保恒從西北回來了。他看到我父親的相貌，聽到我父親那善于應對的口才，非常喜歡。那時候他正在西北幫著左宗棠辦理軍務，因此就把我父親帶到西北去了。后來，他調到北京，再調到河南開封幫辦賑務，都讓我父親跟在他的身邊。他的想法是：我父親如果長久住在項城，容易見聞寡陋，不如跟他在一起，一方面可以擴大眼界；另一方面還可以督促我父親用功讀書。在北京的時候，他曾經請了幾個比較有名望的人教我父親學做文章，學做詩，學寫字。但是，我父親依然不肯好好地用功，特別是對當時的八股文不感興趣。他所喜歡的，卻是老師們所禁止閱讀的四書、五經以外的一些書籍。他讀書的成績雖然不很好，可是他從叔父讓他辦理一些事務的時候，卻突出地顯示了他的才能。

過了不久，袁保恒在開封病死，我的父親再次回到了項城。那時候，由于他喜歡多事和好出風頭，所以雖然他自己的文章做得并不好，卻聯合了一些讀書人，組織了一個文社。這個文社所需用的一些房屋和必需的費用，都由他一人負責籌辦。大家就由于這個緣故，公推他為文社的負責人。因此鄰近各縣的許多讀書人，都知道了他的姓名。當時，徐世昌正在淮寧縣署里做著塾師，在聽到了這個消息以后，就專程來拜訪。兩個人見面暢談，極其融洽。特別是他們對于反對八股文的意見，完全一致。后來，徐世昌準備進京應試，我父親曉得他的盤費不足，就資助了他一些錢。使得他順利地前往北京。這便是我父親和徐世昌訂交的開始。

在這期間，我父親曾先后應過兩次“童子試”，都沒有考中。他盛怒之下，就把過去所做的詩文完全燒毀。后來，他在直隸總督任上，曾聯合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會銜奏請停止科舉。這個害人的科舉制度，也就由此而被廢除。我父親以后經常談論這件事，他認為這是他這一生中最為得意的事情。他說，他是從小就痛恨這種科舉制度的。

但是，在當時的環境里，大家公認科舉是讀書人的惟一出路。他既然沒有考中，為了謀取一個進身之階，就不得不另想其他辦法。他所想的辦法是：捐官。他的生母劉氏、嗣母牛氏，看到他有這個想法，就拿出她們自己的私房錢，幫助他進京謀事。可是他到北京，卻把那捐官的正事擱在腦后，一味地講吃、講穿、講玩樂。有一些腥賭害人的人，看到他孤身一人，認為可欺，便合伙引誘他去賭博，把他所帶的錢都贏去。他官既沒有捐成，錢又輸個凈盡，正在落魄無聊的時候，恰巧遇見了已經考中了進士、做著京官的徐世昌。徐向他問明究竟，便資助他回轉項城。后來，我父親從來不準家里人在平時賭錢，大概就是由于他本人受了這次教訓的緣故吧。

從戎發跡

我父親22歲回到項城。這時候他對于科舉一途既已絕望，捐官的事情又成泡影，于是決定棄文就武，到山東投奔慶軍統領吳長慶。

在此以前，他曾到上海謀事。上海當時是最繁華的地方，他一方面想領略一下這里的風光，另一方面也覺得在這樣一個地方謀事的機會總要比較多些。但是，他營謀了一個時期，始終沒有成就。那時候，他一個人住在旅店里，感到寂寞，就去逛妓院。由此結識了一個蘇州籍的名妓沈氏。這就是他后來所娶的大姨太太。他們兩個見面以后，情好日密。沈氏勸他及早離開上海，另謀出路，并且資助他盤費，鼓勵他早日成行。行前，沈氏備酒送行。席間對他說明，在他去以后，她立刻就自己出錢贖身，搬出妓院；希望他努力功名，不要相負。我父親聽了以后，也就指天誓日，灑淚而別。后來，他隨吳長慶到了朝鮮，果然把她接了去，做他的姨太太。

當他由上海前往山東的時候，無意間在旅途中遇見了阮忠樞。由于他們同行同宿了幾天，因此互相結識。通過交談，他知道阮忠樞將進京應試。他也將自己的家世和現在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阮忠樞，阮又幫助他一些川資，然后才依依作別。別后，我父親徑直到了山東登州，向吳長慶投效。那時候他已經是22歲。有的人說，我父親到山東投軍時，曾冒昧地攜帶了他父親的舊部幾十個人一同前往投效，因而吳長慶對他的印象很不好。這種說法，大概是不確實的。要知道，他由項城老家出來以后，是經由上海前往山東的。這么多的人，如果和他一道繞道，他在舉目無親的上海是無法安置這些人的；何況他本人還先后受過沈氏和阮忠樞的接濟，他又怎么能夠有余錢供給這些人的食用呢？

我父親自從到了慶軍，對于軍隊上的一切事情特別有興趣。他暗下決心，一定要循著這個途徑干下去，以便為自己將來的建功立業打下基礎。因此，他事事留心，不辭勞苦，從而漸漸地取得了吳長慶的好感。

有一次是舊歷年，營中循例放假3天。大批的士兵們有的在街市上閑逛，有的就在營中聚賭。那些士兵賭著賭著，偶然一語不合，就互相爭吵起來，最后竟發展到彼此開槍的地步。事情越鬧越大，雙方各有幾十人參與。他們互相射擊，互不相讓，因此雙方都有一些人負傷。正在這營中秩序無法維護的時候，我父親聽到了這個消息。他想到各營營官大部分已經回家過年，如果不立刻設法制止，那么鬧來鬧去，事情就無法收拾。他當時靈機一動，假傳統領的命令，帶領一些親兵趕到出事的地方。把事情真相查明以后，他立即把為首肇事的人就地正法。這場糾紛就此平定下去。事后，他向吳長慶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并且就自己“專擅殺人”一事向吳請罪。吳長慶不但不責怪他，反而獎許他的臨機應變之才，叫他為營務處幫辦。

過了不久，朝鮮發生內亂，清廷于光緒8年1882年。派吳長慶率領全軍入朝。我父親也隨軍前往。從此，他就前后在朝鮮住了12年。

慶軍進入朝鮮后，紀律很不好，不但任意搶劫朝鮮居民的衣服食物，甚至還時常有強奸民女的事情發生。朝鮮人民對此感到萬分痛苦。這時，駐在朝鮮的日本方面的人員，對慶軍軍紀敗壞的情形也異常不滿。我父親認為這種情況如果再繼續下去，必將招致朝鮮人民的反抗，同時也會引起日本方面對我們的輕視，結果“救援”朝鮮的使命勢必難以完成。因此，他便向吳長慶建議，一定要嚴加整頓。可是吳長慶卻認為孤軍遠征，身處異國，如果操之過急，怕釀成其他變故，不易收拾。我父親一再向吳說明利害，同時自愿擔負這個責任。吳長慶終于同意了他的建議，并提升他為營務處總辦，專門負責整頓軍紀。他奉命以后，首先從各營抽調一批比較優秀的官兵，組成一支執法稽查隊。他親自率領，日夜巡查，遇到那擾害朝鮮人民的士兵，立刻就地正法，梟首示眾。同時他還讓執法稽查隊的官兵回到本來所屬的各營，分頭宣傳說明。從此，營中紀律就出現了一片嚴整的氣象。

在吳長慶駐軍朝鮮期間，我父親曾奉命替朝鮮國王編練過一支親軍，名為“鎮撫軍”。此外，他還經常代替吳長慶出面，和日本、帝俄等國的使節辦理外交方面的事情。后來，吳長慶的軍隊先后撤出朝鮮，我父親仍然留在那里。他的名義是“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直到中日戰爭爆發的前夕，他才奉命歸國。他在朝鮮的這一段經歷，博得了“非唯知兵，且諳外交”的好名聲，為以后他在小站練兵以及后來的飛黃騰達奠定了基礎。

據他以后說起，當他準備回國的時候，忽然得到了一個秘密的情報，說是朝鮮的東學黨打算在他回國的途中派人謀殺他。他為了避免發生意外，便化了裝，改變了回國的路線。就這樣，他才得以安然脫險。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后不久，我父親便接受了“訓練新建陸軍”的命令，這就是一般所知道的“小站練兵”。他在經辦這個差使的時候，深深地知道：當時官場中的慣例，僅有朝中大員對他的推薦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走內線。恰巧他從前在旅途中結識的阮忠樞，這時候正在李蓮英的弟弟家里處館。這個李蓮英弟弟的家，實際上也就是李蓮英的家。我父親就通過這個關系和李蓮英拉上了交情。等到醇王、慶王會同軍機大臣保舉他來訓練新軍的時候，西太后很快地就批準了。這件事，李蓮英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父親是沒有受過軍事教育的，但是他自從投效吳長慶的慶軍以后，對軍事上的事情處處留心。他一方面細心鉆研有關操典、戰術一類的軍事書籍；另一方面，不論部隊出操或是野外演習，他都跟著觀看。他所以這樣做，表面上說是監督查考，實際上卻是跟著學習。他覺得“這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就這樣，他漸漸地由外行成為內行。據他自己說，他對小站練兵時期的各級軍官和幕僚，甚至棚頭弁目，幾乎都能認出他們的面目，叫出他們的姓名，并且還能大致了解他們每個人的心性脾氣以及他們的長處、缺點。他還特別注意抓住發放餉銀的事。為了杜絕過去軍營中慣有的一些毛病，如吃空額、冒領等等，在每月發放餉銀的時候，他一定親自點名，按名發給。就由于他這樣地認真辦事，因而他所練的新軍，在當時是享有盛名的。

在他后來任軍機大臣的時候，張之洞是和他一起同在軍機上的。張之洞也是一個熱心編練新軍的人。有一次在閑談中，張和我父親問起練兵的秘決。我父親說：“練兵的事情，看起來似乎很復雜，其實也很簡單，主要的是要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和錢，不服從就吃刀。”有人說，他在小站練兵的時候，利用金錢和地位進行收買，所以當時的官兵們都對他有這樣的看法：他是大家的衣食父母，只有聽命于他，才能升官發財。

他籠絡人心的方法，還有另外的一套。上面所談到的阮忠樞，那時候正在他那里當文案。他們兩人是老朋友，他對阮是另眼相看的。有一天，阮忠樞向我父親說，他在天津某妓院里認識了一個叫做小玉的妓女，他們兩人感情很好，想納小玉為妾。我父親當即說，這是有礙軍譽的事情，嚴正地當面駁斥了。阮忠樞覺得，這既是關系軍譽的大事，長官不準，也就只好作罷。過了不久，我父親說是到天津有公事，邀阮忠樞一同前往。下車后，天色已晚，我父親便邀他先去看一個朋友。他們走進一個院門，看到屋子里鋪設得異常華麗，堂上紅燭高燒，并且還擺著一桌很豐盛的酒席。及至進入里屋，便見一個丫頭一面喊著“新姑爺到啦”，一面從屋里攙扶出一個新娘打扮的俏麗佳人。阮忠樞當時不明所以，真個是如入五里霧中，及至細細一看，才知道便是自己所要娶的那個小玉。原來，我父親在阮忠樞和他商議之后，就秘密地派人給小玉贖身。等到把事情辦理妥帖了，他才引阮忠樞一同前來。從此，阮忠樞更加忠實地給我父親效勞，一直到洪憲帝制時期，還是始終如一的。

后來，在戊戌維新的第二年，我父親升任山東巡撫。據他以后說起，他在山東巡撫任上，一共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剿辦山東境內的所謂“拳匪”；另一件是在八國聯軍入侵時期“保境安民”。除此之外，他為了了解山東全省各府、州縣官民的情況，時常派人出去分頭密查。他在派員密查什么事情的時候，總是先派一個人去，接著再派另一個人還是到同一個地點查同一件事情。這兩個人都對他直接負責，彼此之間誰也不知道還另有一個人在做著工作。如果這兩個人所查的結果，互不相同，他就還照以前的辦法另外再派兩個人分頭去查，然后再把這次所查的結果和上次的互相對照。對查報實在的給以獎勵，對那謊報不實的給予處罰。以后他在直隸總督任上，也還是經常使用這種方法。他后來常對我們說：“做一個長官，最要緊的是洞悉下情，只有這樣，才能夠舉措適當。如果受著下邊的蒙蔽，那就成了一個瞎子，哪有不做錯事的？”他每次說這種話的時候，一定要舉出上面的那個方法為例。看起來，他對于那樣的做法，是感到得意。

辛丑條約簽訂以后，李鴻章病死了。我父親奉命繼李鴻章之后，由山東巡撫升署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現在只準備談一談他在這個時期的兩件事。一件是，清廷認為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和我父親在八國聯軍入侵時期，共保東南疆土，勛勞卓著，同晉太子少保銜。太子少保本來是一個空銜，但在封建王朝得到這個頭銜，是很榮耀的。我父親特別喜歡這個頭銜。他最喜歡人們稱呼他為“袁宮保”。所以我們家的傭人們，在他沒有做總統以前，是一直稱呼他“宮保”的。另一件，是大哥袁克定告訴我們的。當西太后和光緒帝“回鑾”以后，由于宮內被外國軍隊住過一個時期，遭到很大的破壞，特別是宮殿里的陳設，絕大部分都被搶走或毀壞了，因此西太后在我父親“陛見”的時候，要他趕緊籌集款項來置辦這些物品。當時直隸省內的很多地方還沒有恢復正常秩序，就是向人民攤派，也是緩不濟急。他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經設法籌措了一些款子外，還邀集了藩、臬、司、道等官前來商議。他說他要暫時借用他們的私人款項來墊辦，以后再陸續歸還。可是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訴起窮來。我父親一見如此，只得暫時作罷。接著，他便不動聲色地派一個人和天津的幾個大票號如蔚長厚錢莊等接洽，說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們票號里，問他們利錢能給多少？他們回答，最高只能到8厘。這個人一面假稱聽說別的票號里的利錢比這個數字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號里的人繼續磋磨。票號里人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賬簿拿出來，并將某官署或是某官個人的存款數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指給他看。這個人就把各個有關的個人存款數字，一共約有100余萬兩，一一記清，回復了我父親。過了一兩天，我父親又把上面這些人請來，和他們說了大致經過，然后說：“這些票號的掌柜實在太可惡，他們竟敢冒用諸公的名義來招搖撞騙。為了懲誡他們，我已經把這些冒名頂替的存款暫時借用了。”

我父親自從投奔吳長慶，得到他的提攜以后一直一帆風順，飛黃騰達。他在清朝最后的一個官階是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過了一年多的時間，西太后和光緒帝相繼死去，皇位由醇王載灃的兒子溥儀繼承，載灃監國攝政。有一天，慶王奕匡力向我父親透露說，載灃將要有不利于他的舉動，最好趕快躲避一下。這時候，楊士聰他是當時直隸總督楊士驤和后來我父親倚如左右手的楊士琦兩個人的八弟。正做著京津鐵路督辦，便在夜間護送我父親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利順德飯店。我父親原想由天津逃往日本。可是，我父親的門生楊士驤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他的兒子兩次到順德飯店說明利害，勸我父親回京，他自己卻避嫌沒有出面。我父親接受了楊士驤的建議，這才又回到了北京。

彰德“隱居”

我父親回到北京以后不久，就接到了讓他“回籍養疴”的命令。這時，他內心的恐懼，才慢慢地緩和下來。當時彰德的住宅正由我大哥袁克定監工修繕改建，尚未完工。我父親便帶了第五、第七兩個姨太太由北京先到河南輝縣暫住。我們家里的人原來也是非常恐慌的，除了北京錫拉胡同的住宅里留有一些人看家以外，大部分人都逃到了天津，借住在梁寶生他是一個很有錢的人。的家里。我父親到了輝縣，最初真是“閉門思過”，后來才漸漸活動起來。直到1909年5月間，彰德北關外洹上村的住宅大致修好，我父親才讓人把所有家眷接來一同搬入新居，開始了他的“隱居”生活。

我父親的隱居生活，是有著他的長期打算的。我父親在洹上村的住宅，原是天津某人修造的別墅，洹水流過它的前面。這所別墅原有的房子并不很多，大哥所監工修建的，只是我們家里人所必需居住的一部分房屋，還有很多工程都是在我父親搬進去以后才陸繼完成的。首先在住宅外面修了高大的院墻，院墻周圍還修筑了幾個炮樓。當時的地方當局，還派兩營馬隊叫做馬一營、馬二營。駐在那里護衛著，看起來仿佛是一個寨子似的。在這個“寨子”里，修建了一些“群房”，部分男傭人的家眷就住在里面。此外，還開辟了菜園、瓜園、果木園、桑園等各種園子，也飼養了豬、羊、雞、鴨之類的家畜家禽，以備全家上下日常食用。我們的住宅有很多的四合院，它們另有一道墻圍繞著。他整修了一座花園，取名“養壽園”。他雇人在養壽園里疊石為山，栽種了很多花草和桃、杏、棗等果木樹；還把洹水引進園里，開鑿了一個大水池，池里種植了一些荷、菱之類，養殖了很多活魚。我父親喜歡吃的熏魚，是二姨太太的拿手菜，她就常常養蟹，每個人都用高粱米和芝麻來喂養自己所有的螃蟹。等到秋深蟹肥的時候，大家都興高采烈地自己捕來自己吃。池內還修有一座水心亭，必須坐船才能到達亭上。每年夏季或月圓的時候，我父親常和全家人劃船過去，在那里吃飯賞月。他有的時候獨自和我的生母三姨太太蕩舟賞月。我母親會彈七弦琴。這個時候，他對著皎潔的月光，聽著悠揚的琴音，是十分高興的。有的時候他倆一邊下圍棋，偶然一語不合，也會鬧起氣來。有一次我母親竟氣得把棋盤、棋子都扔到水里了。

我家當時上下人口是很多的。為了籌措這么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我父親早就在彰德置買了不少田地，因此糧食是不成問題的。那時候，園里又飼養了家畜、家禽、活魚，因此副食也就供應無缺。園子里產的瓜果等，還可以賣到市上換回錢來。他甚至在南方請來了一些蠶娘和紡紗娘這些人也都住在宅子外面的“群房”里。，讓她們養蠶和繅絲。繅出來的絲，就送到他在彰德所辦的紡紗廠里織成綢緞出售。他時常帶著家里人去看她們喂蠶、繅絲。同時，也讓各房自己喂蠶，自己繅絲，所得的絲價就歸各房自己支配。家里還用了一個姓葛的采買，每天總要進城采辦一次，每隔兩、三個月，還要專程到天津、上海購買那些彰德買不到的吃、穿、用的東西。葛在去天津、上海之前，總是逐一向各房問明需要買些什么。這時，各房就開列清單，交他辦理。所有需用的款項，都是由賬房支付的。

這里要著重談談我父親的所謂“隱居”生活。他每天起床后，就和我三伯世廉當時因病由徐州道解職后前來彰德，住在宅子里的西院，后來病重身死，我五叔又搬來同住。下棋談心。有時他就獨自到花園內釣魚。他曾照有戴著斗笠、披著蓑衣、在漁舟上靜坐垂釣的相片，以表示他超然世外。遇到親戚來看望他的時候，也時常和他們下棋來消磨時光。他有時還把河南墜子和“柳子戲”的藝人叫來演唱。在過年的時候，總有他的一些“北洋”老部下來給他拜年；同時，住在項城老家里的我六叔等人，也來洹上和他共度佳節。這時候，他就叫人傳北京京劇界的名角，如譚鑫培、王瑤卿、王惠芳、楊小朵、德君如等來唱“堂會”。這種“堂會”戲，在他和正妻于氏過壽的時候，也同樣是“傳”來唱過的。

記得有一天，大概是在宣統三年1911年。，正是川漢鐵路國有事件剛剛爆發的時候，端方他是我父親的把兄弟。奉旨南下查辦。端方特地前來彰德和我父親面談，我父親當晚還放映電影來招待他。他們談話的內容，自然是保密的。他們在這次會面中訂下了兒女們的兩門親事：一個是，二姐仲禎許給端方的侄子；另一個是，端方的長女許給五哥克權。后來，端方、端錦兩人同時在四川資州被殺身死。端方弟兄4人的家眷都改成漢人裝束逃難到彰德來。他們匆匆前來，人數很多，只得暫時在各房擠著住，以后才先后離去。

我父親在做官的時候很少做詩，但回彰德以后，有時也和前來訪問的友人們互相唱和。他曾把這些唱和的詩句，編為《圭塘唱和詩集》，圭塘是洹水上的橋名。記得在詩集里有這樣幾首：

次王介艇丈游養壽園韻

乍賦歸來句林棲舊雨存

卅年醒塵夢半畝辟荒園

雕倦青云路魚浮綠水源

漳洹猶覺淺何處問江村

和江都史濟道女史月下游養壽園詩

曾來此地作勞人滿目林泉氣勢新

墻外太行橫若障門前洹水喜為鄰

風煙萬里蒼茫繞波浪千層激蕩頻

寄語長安諸舊侶素衣蚤浣帝京塵

登樓

樓下級容膝檐高老樹齊

開軒平北斗翻覺太行低

晚陰看月

棹艇撈明月逃蟾沉水底

搔頭欲問天月隱煙云里

自題漁舟寫真二首

（其一）

身世蕭然百不愁煙蓑雨笠一漁舟

釣絲終日牽紅蓼好友同盟只白鷗

投餌我非關得失吞釣魚卻有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