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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親原名杜芷蓉，生于1910年，從藝后改名杜心苓。她早年長在書香世家，后來家道中落，但家里人也送她去讀了書，直到家中又遭重大變故，她才不得不做了戲子來養活自己。她當年自認為和眾人口中的下九流不一樣，她覺得自己有骨氣，雖在戲臺子上穿著舊時代的衣服，卸了妝卻想做個新女性。她要尊嚴、要自由選擇的權利，要男女平等、彼此絕對忠誠，不愿意為了感情摧眉折腰、委身伏低做小。”

杜譽的語氣很平穩，但借著燈光，趙捷發現他的眼淚又一次流了下來：“她是我最敬佩、最愛戴、最親近、最尊重的人，是我唯一的親人。世上沒有人天生低賤，我恨透了那個敲骨吸髓的世道。”

杜譽的聲音很低：“周榮璋對我來說到底意味著什么？我說不清楚。他是個自私又懦弱的男人，害了我母親一輩子。我的出生就是個錯誤，我寧可世上從沒有我這個人，從沒有我這個‘杜遇’。”

“我恨他，倘若我母親從來沒有遇見他，一生必定平安喜樂、兒孫滿堂、福祿綿長。可是他對我有恩，在我母親過世后，他養了我整整十年，把他畢生所學所悟傾囊相授，給了我安身立命的本事，在最艱難的日子里他都快自身難保了也沒有丟下我不管。我不知道該如何評價他。對我來說，他先是我師父，才是我父親。他被人害死，替他報仇是我的本分，算是對得起他對我的養育和教導之恩。”

趙捷輕輕攬住他的肩膀，試圖給他寬慰。

“我母親在上海與他分道揚鑣，他留在了那里。我母親則去了北方，給老百姓們演出，創作了很多貼近生活的劇目，還義演捐款賑災，名氣越來越大、越來越好，一直沒有嫁人。五十年代初，我母親回到遙城參與省京劇團的建設，沒成想幾個月后周榮璋也回來了。”

“當時周榮璋的原配夫人已經病逝，至于其余妾室，按照規定全部遣散了。他孤身一人與我母親重逢，一同為省京劇團的成立付出了極大的心血，而后想和我母親重修舊好。但他原配的子女們一致不同意。”

“為什么？”趙捷不解：“多了一個人來照顧他們父親的晚年，還是與他們父親兩情相悅的貼心之人，對他們來說難道不是一件好事嗎？”

杜譽搖了搖頭：“倘若周榮璋和我母親合法結婚，他婚后所得的財產就有我母親的一半，如果他和我母親有了孩子，更是麻煩。那些人怎么肯？他們從上海跑到遙城來鬧事，反復對周榮璋說：‘你們可以在一起生活，但絕對不能領那張證。你是個吃軟飯的男人，別忘了你年輕的時候只是一個籍籍無名的小戲子、下九流，靠誰才能有今天。你不配續弦。’”

“我不怪他們。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是人性的真實。更何況他們和我一樣，都攤上了周榮璋這個花心、薄情卻又深情的父親。后來周榮璋為了收養我，提前把自己的財產都分了下去，只留了京劇行頭和夠我們生活幾年的錢，還有他的退休金。”

杜譽這話讓趙捷有了醍醐灌頂之感：怪不得他之前會那樣說。

年輕人一瞬間無比痛恨自己曾經的遲鈍，杜譽曾經的感嘆縈繞在他耳邊：

婚姻是一種財產關系，一種維系生活的方式。很多相愛的人并沒有結婚，很多結婚的人也并不相愛，但只要走進婚姻，就會涉及私有財產分割和繼承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