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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鵬，29歲，化工廠工人。”

“你和李鳳是什么關系？”

胡鵬抖得更加劇烈了，沉默了半天。

“工友是吧？”馮凱說，“一個車間的？”

胡鵬點了點頭。

“一個車間工作，不至于密切接觸吧？你來醫院看什么？”

“我，我和她近距離說過話。”

“少廢話，你不會還想狡辯吧？”馮凱聲調突然加重，把胡鵬嚇了個哆嗦，“強奸罪可是重罪，最重可以死刑的。”

陶亮是科班法學士，他知道，我們國家的第一部 《刑法》是1979年才頒布的，之前都是用一本1950年的《刑法草案》做參考，判決還是法院根據罪行嚴重程度和社會危害程度自由裁量。普通強奸案判死刑的，可不少見。

“沒有，我沒有。”胡鵬的喊冤顯得蒼白無力。

“你知道不知道，你強奸別人，留下來的東西可以做檢驗啊？”馮凱說，“你知道不知道，這是什么啊？”

說完，馮凱把手中的牛皮紙袋倒過來，里面的燈泡滾了出來，他說：“指紋是什么你懂不懂？1949年前就有這技術了，你不會不知道吧？”

馮凱在還是陶亮的時候，一直對技術不上心。雖然顧雯雯是搞技術的，但他經常會在家里開玩笑似的奚落技術人員。他覺得技術再怎么牛，不過也就是一個印證偵查員直覺的辦法，也就是一個能說服法官的證據。如果偵查員不去摸排、不去審訊，光靠技術那是什么都干不成的。雖然他是這樣想，但在審訊工作中，他會經常拋出技術物證來摧毀嫌疑人的心理防線。所以，在他的潛意識里，他是認可技術工作的，只是嘴上不愿意承認它的重要性罷了。

果然，有了之前在醫院問血型、看指紋的前情作為鋪墊，胡鵬的心理已經脆弱不堪，此時技術物證一拋，胡鵬的心理防線就直接崩潰了。他開始痛哭起來。

“說吧，仔細交代清楚。說清楚了，我會和法官求情，留你一條小命。”馮凱說。在現代，他絕對不敢說這種話。

僅僅一個小時的審訊工作，馮凱和顧紅星就拿到了胡鵬是如何垂涎李鳳的美色，如何潛入女工宿舍并擰掉燈泡，如何捆綁李鳳并實施強奸的全過程的口供。

從審訊室出來，天色已經黑了，馮凱因為早晨沒有睡好，此時哈欠連天。顧紅星則毫無困意，他要求馮凱和他一起去女工所在的工廠、她父母家和朋友家，去告訴大家之前所謂的病毒，只是個為了破案的誘餌而已。李鳳身體很健康，需要大家的鼓勵和安慰才能恢復心理的健康。

馮凱覺得這是多此一舉，有沒有病毒時間長了大家都會知道，李鳳自己也會解釋。而心理健康，不用他們說，關心她的人也會去安慰。但顧紅星則不這樣認為，他覺得利用兩個小時的時間，做到自己能夠做到的一切，這才是一名共產黨員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