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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顧紅星平日里在意的，不是飲食方面的“磨難”，而是上警體課。每次在警體課之前，會有五公里快速跑的熱身。這個可以讓顧紅星把肺都要喘出來的項目，居然還只是熱身！

馮凱剛開始知道要熱身的時候，也很擔心。雖然他以前在刑警學院跑五公里是每天的必修課，但是畢竟十年過去了，自己的身體也被熬夜、夜宵、香煙和酒精摧毀得差不多了。他記得在不久前參加晉督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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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兩公里長跑就把他差點弄休克。所以在第一次長跑時，他陪著顧紅星跑在隊伍的最后。可是五公里跑完之后，他發現自己居然一點不累、一點不喘。他一邊想著，年輕是真的好啊，一邊又快速跑了兩公里，這才把剩余的力氣用完。

同樣，每次在長跑中看到顧紅星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馮凱也覺得特別解氣，他從來都不知道老丈人的短板居然在這里。可是見顧紅星跑得臉色煞白，馮凱矛盾的心理再次涌了上來，于心不忍，只能陪著他一步一步地跑完全程。

顧紅星的短板在警體課上暴露得一覽無余：射擊課上舉不動沉重的五四式手槍，更別想著能上靶了；散打課上被馮凱一個過肩摔，半天都爬不起來；查緝課經常會暈頭轉向找不到北；駕駛課總是離合和剎車分不清楚。

馮凱則很享受這種感受，倒不是因為他從二十一世紀帶來的各種警體技巧超越了現在這個年代，而是看到顧紅星狼狽不堪的樣子，心里格外舒坦。他不知道有多少次想掏出手機來給顧紅星狼狽的模樣拍個照，才想起自己不是在現代，而是在1976年。可是當顧紅星可憐兮兮地向他求助的時候，他又總是習慣性地心軟，給予他指導和幫助。

比如駕駛課上，教官的規定是誰能完成既定目標，就能獲得課后練習的機會，畢竟學校只有兩輛破吉普供他們練習。馮凱在現代是b類駕照，而且接受過特種駕駛的培訓，這種課簡直是再簡單不過了。為了讓顧紅星課后有練習、過癮的機會，他總是最好地完成教官的目標，然后把練習的機會讓給顧紅星，而自己去擺弄訓練場上的“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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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紅星的心目中，馮凱簡直就是干公安的完美天才——除了有個讓他難以理解的怪癖：對所有人都垂涎的汽車不感興趣，而對“挎子”。

兩個人雖然個性迥異，但對他們的理論課的態度倒是出奇地一致，就是“好奇”。

這個時候的理論課，和陶亮那時候的理論課不太一樣，上課講的基本都是破案的干貨。從什么是偵查、如何偵查，到偵查的具體落實措施以及實際的成功案例，這個課上得可真是夠帶勁的。

到了2021年，偵查工作的側重點已經越來越傾向于技術破案，偵查的“三板斧”是手機、監控和dna。而回到1976年，上述的新技術是一項也沒有的，技術破案幾乎是零。這個時代，偵查的“三板斧”是摸排、蹲守和審訊這些老辦法。雖然沒有那么多技術支撐，但為了破案，偵查的方式方法必須更加靈活多變。而且在這個法制不夠健全的時代，口供為王，辦案程序要求較低，證據意識也要差很多。

不過，這對于就喜歡耍小聰明的馮凱來說，那可真是如魚得水了。馮凱一直覺得，那種對證據過于苛刻的要求、對辦案程序一絲不茍的做法，簡直就是矯情。雖然有人說，如果程序不合法、證據不扎實，即便拿下口供，也很有可能會辦成錯案。而馮凱則不這么認為，他覺得那些因為刑訊逼供，最后得出虛假口供而辦錯案的，一定是偵查員有問題。其實是不是這個人作的案，偵查員經過幾番交鋒，自然心里也就明白了。揣著明白裝糊涂，刑訊逼供，那可就是不好了。單純為了結案而刑訊逼供，在馮凱看來，算是一種卑劣的手段。而他可不一樣，他是以找出真相為目的，才不會草草弄份口供來結案。再說了，他的直覺一向很準，他認準的犯罪嫌疑人就不會錯！

而這個時代，老師教的內容似乎和馮凱感興趣、擅長的東西都差不多。如何盯梢守候、如何用計謀找到線索的突破口、如何審訊拿下口供……有些熟悉的辦法，也有些新鮮的手段，讓他天天聽課聽得不能自拔。

而顧紅星那邊，同樣也是打開了新世界。

對公安工作一無所知的顧紅星，進了痕檢課堂，就像是劉姥姥進了大觀園。無論是指紋、足跡還是工具痕跡的發現、提取、分析、對比，都讓他覺得無比神奇。尤其是指紋“各不相同、終生不變”的特性，讓它成為了破案的利器。盡管顧紅星很早以前就知道，按手印是可以代替印章的，但他從來不知道還有這么多辦法把明明看不見的指紋給顯現出來，也不知道如何對指紋進行比對。他立志要把這項技術完完整整地帶回去，給龍番市公安局的破案實力添磚加瓦。學校沒有發教材，發的都是成沓的油印的學習材料。而這些摸上去滑膩膩的油印資料，是顧紅星的至寶，甚至晚上不去多看幾頁都睡不著覺。

馮凱也沒有想到，這個瘦弱的顧紅星，居然對痕檢專業鐘情至此。每天上課那么累，顧紅星下課回來還帶著老師發的實驗教具，非要讓馮凱在不同載體上按下手印，然后自己再用粉末給刷出來。刷出來就刷出來吧，他還把指紋用膠帶固定好，告訴馮凱他們倆的指紋有哪些不同點，如何能分辨出這枚指紋是左右手、哪根指頭的指紋，又如何進行鑒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