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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沒給法庭留下什么好印象。起訴書宣讀完之后，她要求發言，因為她認為有些事不屬實。審判長憤怒地駁回了她。他說，在刑事訴訟主要程序開始之前，她已有足夠的時間研究起訴書，而且可以提出反對意見，現在人們已進入了主要程序，起訴書中起訴的事屬實不屬實，要由聽證來決定。聽證開始時，審判長建議放棄朗讀那位女兒寫的那本書的德文版本，因為有家德國出版社正準備出版此書，所有與此有關的人都已經人手一本草稿。審判長惱怒的目光注視著漢娜，他讓其辯護律師說服她，使她同意這樣做。漢娜不同意。她也不想接受那種認為她在一次初審中承認過她曾經拿到過教堂的鑰匙的說法。她說，她沒有拿過那把鑰匙，沒有人拿過那把鑰匙，根本就沒有開教堂的一把鑰匙，而是有好多把開好多門的鑰匙，它們都插在門外的鎖眼里。但是，在一份審判員的審訊記錄中所記載的情況卻是另外一個樣子，那份記錄由她本人過并簽了字。她問人們為什么要把這件事強加于她，但這絲毫無濟于事。她問得聲音不大，聽起來并不自以為是，但卻很固執。就像我感覺到的那樣，她感到困惑不解和無可奈何。她說人們強加于她時，并不是譴責他們這樣做違反了法律。但是，審判長先生卻是這樣理解的，而且反應強烈。漢娜的辯護律師急忙跳起來，熱心地為她辯護。當他被問到他是否想把人們對他的委托人的譴責據為己有時，他又坐了下來。

漢娜想要討個公道。她認為她被冤枉的地方，她就提出抗議；如果她認為別人對她的譴責公正的話，她也接受。她有時固執地抗議，有時心甘情愿地承認，好像她要通過承認來獲得抗議的權利，或者通過抗議的方式來承認她正常情況下無法爭辯的事情。但是，她沒有注意到她的固執惹惱了審判長。她對前后關系沒有概念，對游戲規則沒有概念，對自己的和別人的表達方式都沒有概念，不知有罪或無罪，判刑或釋放往往取決于表達方式。為了彌補她的這種缺陷，她的辯護律師必須是個經驗豐富、沉著自信或者高人一籌的高手才行。或許漢娜不該那樣難為他，她明顯地表現出對他的不信任，但她沒有能選擇她所信賴的律師。她的律師是由審判長為她指定的，他有義務、有責任為她進行辯護。

有時漢娜也能取得某種勝利。我還記得對她在集中營里挑選囚犯這一問題所進行的審訊。其他被告用某時某刻做了某事來否認參與了此事，漢娜卻心甘情愿地承認參與了此事，但她說她不是惟一的一個，而是像其他人一樣，和其他人一起參與了此事。這樣一來，審判長就不得不逼問她。

"挑選是如何進行的？"

漢娜描述道，她們幾位女看守取得了一致意見，從她們六人所主管的同樣大小的范圍內，選出同等數目的囚犯，也就是說，每人選出十名，總共為六十名。但是，被選出的人數在低發病的情況下和高發病的情況下要有所木同。這樣，所有當班的女看守最后要一起決定誰該被送回去。

"你們當中沒有人回避此事，您所講的包括所有的人嗎？"

"是的。"

"難道您不知道您是送那些囚犯去死嗎？"

"當然是知道的，可是新的要來，先來的必須要給后來的讓地方。"

"因為要騰地方，您是這樣說的吧：你，你，還有你就必須被送回去殺掉嗎？"

漢娜沒有弄明白審判長想以此問什么問題。

"我有……我認為……要是您的話，您會怎么做呢？"漢娜是把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嚴肅問題提出來的。她不知道她該怎樣做，又能怎么做。因此她想聽一聽看上去廣見多識的審判長該怎樣做。

一時，大廳里鴉雀無聲。被告人向審判長提問題不合乎德國的刑事審判程序。但是，現在問題被提出來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等著審判長的回答。他必須回答，不能避開問題或者做非難性的評論或者用反問的方式拒絕回答。每個人都清楚，他自己也明白，我也明白了他做出惱怒的表情的詭計。惱怒的表情給他戴上了一副假面具，在這副假面具的背后，他為自己回答問題贏得了一點時間，但是沒有太多的時間，他拖延的時間越長，人們的期待就越大，氣氛就越緊張，而他的回答就必須越好。

"有些事情人們根本就不該做，如果不去做不會要命的話，人們就必須回避。"

假如他說漢娜或者他自己如何做，也許就足夠了。只談論人們必須做什么，不允許做什么和人們做什么要付出什么代價，這與漢娜提出的問題的嚴肅性不相符。她想知道的是處在她當時的情況下，她應該怎樣做，而不是有什么事情人們不可以做。審判長的回答顯得無可奈何，毫無分量。在座的人都有同感。大家都很失望地深深地呼了口氣，驚奇地望著在某種程度上贏得了這場舌戰的漢娜。但是，漢娜本人仍在沉思。

"那么，我要是……沒有……如果我不能在西門子公司報名呢？"

那不是向法官提出的問題。她在自言自語，她在猶豫不定地自問，因為她還沒有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她在懷疑這個問題的正確性，在尋找它的答案。

第07節

漢娜有時固執己見地進行抗議，這使審判長大為惱火。同樣，她有時心甘情愿地認錯，這也氣壞了其他被告。這無論是對她自己的辯護還是對她們的辯護都十分不利。

證明材料本來對被告有利。那幸存下來的母女和她們寫的書是第一項主要指控的推一證明材料。一個好的辯護律師，應該能夠在不抨擊母女證詞的情況下就能夠令人信服地駁回對那幾位被告參與挑選囚犯的指控。就這一點而言，證詞不精確，也不可能精確，因為畢竟還有一名指揮官、一個警衛隊和其他的女看守，以及一項層層下達的命令和任務，這樣，這些囚犯在這個等級制中就只是一個組成部分，他們也只能看清楚與這相關的部分。類似的情形在第二項指控中也存在：那母女倆被關押在教堂里，不能就外面所發生的事情做證。雖然被告不能找任何借口，說她們當時不在現場，因為當時在那座村子里生活過的那些證人與被告交談過，現在還記得她們，但是，這些證人必須要注意防止引火燒身，否則，人們會說，本來他們是可以把那些囚犯救出來的。如果僅僅是那幾位被告在場的話，難道村民們就制服不了幾個女人而自己把教堂的門打開嗎？為了減輕那幾位被告和作為證人的他們自己的負擔，他們難道不必須站到被告這一邊來嗎？他們不會說當時他們都處在警衛隊的暴力或命令之下嗎？不會說因為警衛隊確實沒有逃跑，或者至少像那幾位被告估計的那樣，他們為了搶救一座野戰醫院的傷員只是離開了很短的時間，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