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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的辯護律師跳了起來："盡管在這里是什么意思？這不就是假設一個女人應該更喜歡在西門子做個領班而不應該去黨衛隊嗎？您沒有任何理由就我的委托人的決定提出這樣的問題。"

他坐下了。他是誰一的一位年輕的辯護人，其他人都上了年紀，有幾位很快就暴露出來是老納粹。漢娜的辯護人制止了他們使用隱語和推論。但是，他很急躁，這對他的委托人非常不利，就像他的同事們的滿口納粹論調對他們的委托人也十分不利一樣。盡管他的話讓審判長看上去不知所措，使他對漢娜為什么去了黨衛隊這個問題不再刨根問底，但是他的話給人留下一個印象，那就是，她去黨衛隊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并非迫不得已。一位陪審法官問了漢娜想在黨衛隊里做什么工作。漢娜解釋說，黨衛隊在西門子和其他工廠征聘女工做替補看守，這樣，她就報了名，并被錄用了。盡管她做了這樣的解釋，但是，人們對她的不佳印象已無法改變了。

審判長要求漢娜用是與否來證實下列問題：是否直到一九四四年年初一直在奧斯威辛，是否于一九四四年與一九四五年之交的冬天被派往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營，與那里的被關押者一起西行并到達了目的地，是否在戰爭結束時到過卡塞爾，是否從那以后經常更換居住地。她在我的家鄉住了八年，那是她居住時間最長的一個地方。

"經常更換居住地就能證明有逃跑的嫌疑嗎？"辯護律師用很明顯的諷刺口吻問道。"我的委托人每次更換居住地都在警察局登記和注銷戶籍。沒有任何跡象說明她要逃跑，她也掩飾不了任何事情。逮捕法官認為我的委托人受到的指控嚴重，面臨引起公憤的危險，他感到無法容忍。難道這可以成為剝奪她人身自由的理由嗎？我尊敬的法官先生，這是納粹時期抓人的理由，是納粹時盛行的做法，納粹之后被廢除了，這種做法現在早已不存在了。"辯護律師說話時帶有一種人們在兜售下流故事時所表現的不良用心和洋洋得意。

我對此感到震驚。我發現，我認為逮捕漢娜是自然的和理所當然的，不是因為人們對她提出了控告、嚴重譴責和強烈懷疑——關于這些我還一點不知詳情，而是因為把她關在單人牢房里她就會從我的世界中，從我的生活中消失。我想離她遠遠的，讓她遠不可及，讓在過去幾年里成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的她變成一種記憶，僅僅是一種記憶。如果辯護律師成功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必須做好再次見到她的準備，我就必須使自己清楚我是否見她和如何見她。而且，我看不出他怎么能不成功。如果漢娜到目前為止沒有企圖逃跑，那么她為什么現在要去這么做呢？她能掩飾什么呢？這恰是逮捕她的一個理由。

審判長看上去又不知所措了。我發現這是他的一個計策。每當他認為某種意見具有阻礙性和令他感到不愉快時，他就摘掉眼鏡，用近視的、不肯定的目光打量著發表意見的人，同時皺著眉頭，或者避而不談已經發表的意見，或者開始這樣發問："您的意思是……"或"您是想說……"并用另一種方式重述一遍別人發表的意見，讓人確實感到他對此不感興趣，同時也使人相信逼他是沒用的。

"您的意思是逮捕官錯誤地估計了下面的情況：被告人沒有對書面的傳訊做出反應，沒有去找警察局、檢查院和法官？您是想提交一份撤銷逮捕令的報告嗎？"

辯護律師提交了一份這樣的報告，被法庭駁回了。

第04節

法庭的審理我一天都沒有錯過，其他同學對此感到奇怪，教授對此表示贊賞，因為，這樣一來，我們當中就有了一位能把上一組同學的所見所聞傳達給下一組同學的人。

只有一次漢娜向觀眾和我這邊看了看，否則的話，在所有審理的日子里，當她被一位女看守帶進來時和坐下之后，她都把目光投向法庭的長椅上。這使她看上去很傲慢，同樣使她顯得傲慢的是她與其他被告人不交談，與她的辯護律師也幾乎不說什么。不過，法庭審理持續時間越長，其他被告人之間的交談也越少。他們在法庭中間休息時與親朋好友站在一起交談，早上在觀眾席上看到他們時，向他們招手呼喚。漢娜在法庭休息時仍舊留在她的座位上。

這樣一來我只能從后面看她。我可以看到她的頭、她的脖頸和肩膀。我研究她的頭、她的脖頸和她的肩。如果事情與她有關時，她會把頭抬得特別高。當她感到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時，或遭到了誹謗中傷和攻擊時，或吃力地回答問題時，她都把肩往前探，脖頸青筋就暴漲起來。她的反駁總是不成功，她的肩也就總是又垂下來。她從未聳過肩，也從未搖過頭。她太緊張了，以至于連聳肩、搖頭所要求的輕松自如的動作都做不到。她也不允許自己把頭偏著，也不允許自己低頭或者靠著。她僵硬地坐著，這種坐姿一定很痛苦。

有時候，一咎頭發慢慢地從她的發夾中掉出來，卷曲在一起垂在脖頸上，在穿堂風中來回飄擺。有時候漢娜穿一件連衣裙，它的領口很大，以致她左肩膀上面的一塊胎痣都露了出來。這使我想起我把她脖頸上的頭發吹開然后去親吻那塊股清、親吻她的脖頸的情景。但是，這種回憶只是一種記憶而已，我什么感覺都沒有。

在持續了幾周長的法庭審理期間，我什么感覺都沒有，我的感覺就像麻木了一樣。我也偶爾刺激過它，盡可能十分清楚地去想象漢娜被指控的那些行為，同時我也去回想她脖頸上的頭發和她肩膀上的那塊胎痣。結果就像用手拖了一下打了麻醉藥的胳膊一樣，胳膊不知道被手掐了一下，而手卻知道它把胳膊掐了，大腦起初也分不清這兩種感覺，但下一步就把二者分得十分清楚了。也許手用力太大，被掐的地方一時會蒼白無血色，過了一會兒血液才流通，被掐的地方才又恢復了血色，但是，感覺卻沒有隨之回來。

是誰給我打了麻醉藥呢？是我自己，因為若不麻木不仁的話，我能承受得了嗎？這種麻木不仁不僅僅在法庭的大廳里起作用，它不僅僅使我能夠面對漢娜——我好像不是我，而是我的一位熟人，一位愛過她、渴望過她的熟人，它還使我與我身邊所有的人都相處得平平淡淡，不論是在大學里的與朋友相處，還是在家里的與父母及兄弟姐妹相處。

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類似的麻木不仁在其他人身上也可以觀察到，但在辯護律師身上你觀察不到這種麻木不仁。在整個審理期間，他們始終是吵吵鬧鬧、非常自負地爭高爭低，有時過分尖刻，有時大吵大鬧、厚顏無恥，其程度根據個人氣質和政治素質而有所不同。雖然審理已使他們精疲力竭，使他們到了晚上也疲憊不堪或者聲音更尖銳刺耳，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