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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搜他的身，感謝等級制度——方便情報官快速拍照。他不加篩選，RYAN計劃產生的大量電文和報告，大韓航空007號班機，關于中程導彈協議的只言片語，農產品進口配額，切爾諾貝利遮遮掩掩的報告，全部交給六處。

軍情六處守口如瓶，不僅沒有向美國盟友透露彼得的存在，連軍情五處也不知道。因此彼得不僅要躲克格勃的眼線，還要設法逃脫五處的監視，那些狂熱的跟蹤者恨不得當場把蘇聯人抓起來驅逐出境。六處幫他偽造了一份診斷書，證明彼得有胃病，每周都要到醫生那里取處方，再去藥房買藥。情報官會把下次碰頭的指令藏在其中一顆膠囊里，上面有微小的隱形墨水標記，在紫外光下才能看見，這很容易，辦公室里就有兩盞黑光燈。彼得時常抱怨反酸，并且故意把藥瓶放在辦公桌上，久而久之，它成了彼得辦公室里的固定物件，沒有人會起疑。諷刺的是，因為日漸積累的焦慮和壓力，虛構出來的胃病不久之后就變成了非常真實的疾患，他不得不從藥房同時取真的和假的胃藥。

彼得許久沒有安穩睡過一晚了，要不就徹底合不上眼，要不就莫名驚醒，誤以為自己聽見了皮靴踢門的砰砰聲，公寓里一片寂靜。他打開臺燈，起來換掉浸透冷汗的睡衣，躺回原處，數著自己的呼吸，等待心跳平復。他想很多事，大使館，北約，布置在西德的潘興-II型導彈，熱核戰爭，盧比揚卡監獄。偶爾也想瓦西里，但大多數時候不會，從維也納回來之后就更不會了。

羅克韋爾和他談過錢的事，提出給他設一個賬戶，方便他以后“留在英國”的時候取用。彼得拒絕了，仿佛只要沾到一點點英鎊，他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背叛者，他不是普通的背叛者，他是個沒有陣營的士兵，要一公尺一公尺地收復克格勃留下的焦土。不過他并沒有拒絕考慮終有一日要留在英國的可能性，六處和他一起設計了詳細的出逃計劃，推演了每一種突發情況，并且敲定了相應的解決方案。他們甚至考慮到了彼得被綁架回莫斯科的最壞情形，編排出一個需要中情局通力合作的龐大方案。

這些計劃一個都沒有用上，最后絆住了彼得的，是一個古老的反間詭計。反間處同時將同一塊“毒餌”發給所有嫌疑人，不過每個人拿到的信息都稍有不同，比如巴黎站聽到的是“7月16日測試彈道導彈”，但倫敦站收到的卻是“7月16日測試制導導彈”，假如還有第三個嫌疑人，他或者她獲得的信息也許是“7月17日測試導彈”，諸如此類。接下來反間人員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耳朵貼在地上，聆聽遠處傳來的細微震顫，最后，逮捕那個吞了毒餌的人。

這個方法并不常用，因為它成功的前提是克格勃在敵方情報部門有耳目，而且這個耳目必須身居高位，能夠監察情報流進流出。彼得提供的情報恰恰協助軍情六處拔除了這些稗草，自從上一次軍情五處大規模驅逐間諜以來，克格勃在倫敦就長期處于盲聾狀態，不過因為彼得接連不斷地將瑣碎的假情報發回總部，莫斯科誤以為自己無所不知。英國的花園是安全的。

但美國人的花園不是。

彼得至今不知道K處拋給他的毒餌是哪一塊，很可能混在關于戰略武器削減條約的那一批備忘錄里。六處和中情局分享了這些消息，在這一小群有幸讀到報告的人里，就有克格勃剛剛開始培植的地鼠。這個人一直到1991年才被揪出來，1994年判刑，他的姓名還要再等二十年才會公布給大眾，對彼得來說，都太遲了。

克格勃的圍獵非常克制，以至于彼得事先沒有察覺到任何異常。莫斯科既沒有“凍結”外勤，也沒有中斷和倫敦站的通訊，維持著一切如常的假象。可能是為了試探他，也可能是為了消除他的疑慮，莫斯科命令彼得起草一份冗長的文件，以便回莫斯科參加一場“會議”，彼得按時交了草稿，但總部又臨時取消了命令。一周之后，返回莫斯科的命令又重新出現在他的辦公桌上，“立即出發”。

從英國去俄羅斯需要在柏林中轉，并知會當地聯絡站。當時，克格勃派駐柏林的最高級別軍官就是瓦西里·安德羅索夫上尉，彼得按照正常流程給他打了電話，后者語氣輕松，答應辦妥一切書面手續，順便邀請他在柏林多留一晚，“見個面”。

彼得自然把這一切都報告給羅克韋爾，兩人都有些疑慮，但又沒到警鈴大作的程度。這是十月，不是夏天，也不是新年，彼得沒有理由回去，近來也沒有發生什么值得專門開會的事。也許是陷阱，但如果是的話，瓦西里不可能邀請他在柏林多留一天。他們不能確定瓦西里在這件事里扮演的角色，可以是放煙幕彈的主策劃人，也可能毫不知情，只是想見見彼得。再說，瓦西里并不是突然出現的，他從1988年起就擔任克格勃駐東柏林特使。即使是克格勃，釣魚線也不太可能放那么長。

無論如何，除非立即叛逃，否則彼得不能拒絕返回莫斯科。出于謹慎，又或者出于他自己也沒立即發現的敏銳直覺，彼得臨走前決定部分啟動應急方案，把那份偽造的、寫著瓦西里姓名的避難申請放進辦公桌抽屜。要是他安全回來，可以偷偷銷毀；要是他回不來，那可以用作和瓦西里談判的籌碼。行李里還有一本英國出版的歐洲鐵路指南，內附線路圖。這本書很常見，出現在一個旅客手里根本不會引人注意。不過彼得的這一本指南，在特定頁數有些看似無心涂鴉的鉛筆痕跡，標出了一些不起眼的小站，只要彼得能逃往任何一個，用電報發出求救信號，六處就會派人撈回這只漂出去的浮標。

11月6日中午，彼得登上了去柏林的飛機。那是個陰天，太陽早早消失，云層把殘余的光線過濾成臟污的灰白色。彼得提著行李穿過寒風陣陣的停機坪，剛鉆進航站樓，就有人迎上來，用“奧爾洛夫上尉”來稱呼他，自稱“迪米特里”，是使館人員，特地過來接他的，車就在外面。直到此時，彼得還不覺得有什么異常，跟著迪米特里往出口走去。

看見汽車的那一刻，彼得就知道事情不對勁了。還有兩個男人等在那里，抓住彼得的手臂，把他塞進后排座位，一左一右把他擠在中間。迪米特里負責開車，迅速穿過燈火初現的西柏林，途中只停了一次，向檢查站的士兵出示證件和簽證，隨后繼續開過無人區點綴著鐵蒺藜的彎繞小徑，駛入東柏林。

審訊地點就是東柏林，總部從來沒打算慢慢等他回到莫斯科再動手。迪米特里和那兩個沉默寡言的打手拿走了彼得的護照和行李，給他注射了某種藥物。記憶在這里陷入斷層，彼得覺得自己的意識被倒進一個用毛玻璃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