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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某個時候有人過來輕輕敲門，菲利克沒有理會，門沒有上鎖，但對方也沒有進來。

這棟鄉間別墅通透敞亮，但總是纏繞著揮之不去的不安感。菲利克不止一次撞見少校夫婦焦灼地低聲說話，少校不停地用茶巾擦額頭，盡管室內很涼爽。八月中旬的某個深夜，四輛伏爾加轎車駛入院子，橫七豎八地停下，有一輛還壓到了花圃。穿著克格勃深色制服的軍官魚貫而入，擠進窄小的書房，一支接一支地抽煙，像一群憂心忡忡的鼴鼠。菲利克躡手躡腳去廚房找吃的，途中意外聽見父親的名字，不由得停下腳步，豎起耳朵聽書房里的動靜，他們反復提到“柏林”、“赫魯曉夫”和“墻”。一個紅胡子軍官察覺到菲利克，瞪著男孩看了一會，胡髭動了動，像是想張嘴咬人，隨后用力關上書房門，落鎖，響亮的咔嗒一聲。

菲利克清醒地在床上躺了一整晚，注視著撐起屋頂的三角形木梁，想象著父親躺在空蕩蕩的無名街道上，瀕臨死亡，衣服浸透了血。樓下傳來車輪碾過碎石的聲音，菲利克爬下床，走到窗邊，看著那四輛黑色汽車逐一離開。

然后，毫無預兆地，父親回來了。

那是8月20日，一大早，這意味著父親是凌晨從莫斯科出發的。他輕手輕腳地走進閣樓里，把菲利克搖醒。收拾行李只用了十分鐘，大人們站在廚房里聊了一小會兒，少校還穿著睡袍，因為父親說的什么話而緊皺著眉頭，爐子上的水已經燒開很久了，蒸汽把蓋子頂得當當作響，沒人理會。

不到七點，菲利克打著哈欠走出了“達恰”，爬到副駕駛座上。父親關上車門，摘下皮手套，發動了引擎。上尉臉色蒼白，因此下巴右側那塊沒刮干凈的胡茬變得格外顯眼，菲利克不由得盯著看，父親向來梳洗整齊才會出門，連一縷頭發都不會跑偏。這一小塊被剃刀漏掉的胡子比什么東西都更讓菲利克覺得不安。他看著父親攥著方向盤的手，靠近手腕的地方有一小塊瘀青，是因為他用這只手勒住某個人的脖子嗎？父親用這雙手殺人嗎？

車快要駛上橋的時候菲利克回頭看了一眼房子，它裹在細紗似的晨霧里，二樓的窗戶全都拉著窗簾，沒有人在往外看。

——

在蘇黎世遠郊的小火車站里，鐵軌空蕩蕩的。天已經完全黑下來了，雪粉變成了鵝毛大雪，狂風怒號。月臺上只有一盞燈還亮著，為孤零零的旅客劃出一個鵝黃光圈，順帶照亮了釘在柱子上的鐘。六點五十分，從里昂來的車還有四十五分鐘才到，布達佩斯的慢車遙遙無期。

彼得在想他的父親。他越是仔細地回憶父親的點滴，就越發肯定自己現在的境況是父親一手造成的。然而彼得已經無法清楚分開克格勃和父親了，克格勃就是父親，反之亦然。是怎樣的父親才會教年幼的孩子監視、竊聽和撒謊？怎樣的父親會掰掉孩子們的棱角，把他們削尖，勸他們互相殘殺？

風拉扯著彼得的大衣，他發著抖，弓起肩膀，雙臂環抱著自己，掙扎著抓住迅速流散的暖意。偏偏在這個時候，河灣旁邊那棟白色“達恰”的樣子清楚地在腦海里浮現出來，白色花崗巖在夏日暖陽里閃閃發亮，像譏諷似的。

安德羅索夫一家給他的不是照顧，而是不加掩飾的監視。為了防止外派到鐵幕另一邊的克格勃軍官叛逃，奧爾洛夫上尉唯一的孩子當然要交到另一個克格勃軍官手上。要是父親真的沒有回來，他們的公寓就會被沒收，繼而清查，那些曾經給菲利克買過糖果的反間處雇員會闖進門來，砸毀母親的鋼琴，撬起地板，割開床墊和沙發，尋找奧爾洛夫一家是帝國主義走狗的證據——而且他們百分百會找到的。等彼得想明白這件事的時候，也已經學會保持沉默了。

辦公室的門開了，燈光淌到水泥站臺上，列車員站在那里，仍然穿著那件不合身的馬甲，一手扶著門，另一手拿著壺嘴冒煙的搪瓷茶壺。彼得和他對視了一會，兩人都有些尷尬，因為他們誰都不想接近對方，但列車員的責任感迫使他拯救這位快要凍僵的旅客。

“還是進來坐一會吧，先生。”列車員疲憊地嘆了口氣，就像勸小孩不要繼續在泥地里打滾。

彼得什么都沒有說，站起來，拉緊大衣前襟，踉蹌了一下，走向流瀉出熱量和電燈光線的辦公室。列車員指了指一把放著格紋軟墊的木椅子，彼得聽話地坐下了，雙手交握放在大腿上，一動不動地盯著桌布上的茶漬。列車員關上門，拿著茶壺回到桌子旁邊，重重地在彼得對面落座，椅子嘎吱一響。

“冷得厲害，是吧。”列車員往旅客鼻子底下推了一只缺了把手的茶杯，把熱騰騰的茶倒進去，“糖？”

“不用，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