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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度在廢立之前就已經表現出來。開皇十九年（599）八月初十，也就是楊勇被廢的一年前，建國以來一直擔任宰相的高颎被罷，還差點被殺。高颎可是隋王朝的開國元勛，任職近二十年時突然遭此打擊，恐怕只有一個原因。[44]

沒錯，他已經由棟梁變成了絆腳石。

事實上隋文帝廢楊勇立楊廣之前，是征求了這位老宰相之意見的。高颎的反應是大吃一驚，然后長跪不起說：長幼有序，太子豈能說廢就廢？[45]

文帝默然。不久，高颎被免職。[46]

與高颎一樣慘遭不幸的還有三階教，這個中國佛教的宗派在楊廣被立為太子后，也被隋文帝下令禁止傳播，時間都在開皇二十年（600）。但如果我們知道，高颎是三階教最大的支持者和贊助商，就不會對此表示驚訝。[47]

種種跡象表明，這場斗爭的總導演是隋文帝自己，楊廣及其同黨或幫兇只是順應了潮流。煬帝跟后來的雍正一樣都是合法繼位，他在文帝死前是否推了一把已不重要。[48]

那么，隋文帝為什么要更換太子？

為了改變政治路線。事實上，隋文帝在建國之初，即明確表示要與北周告別。為此，他進行了政治體制的改革（詳見

第三章），到晚年則開始反思關中本位政策，最后毅然決定走馬換將。可惜煬帝在執行這一政治遺囑時急功近利又矯枉過正，以至于得罪了整個關隴集團，終于身敗名裂。[49]

這樣看，蕭皇后的待遇可真是奇怪。

隋煬帝卻不奇怪。實際上，營建洛陽和開通運河，都是當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做過和想做的事。而且，在經歷了長時期的動蕩和分裂后，真正的中華皇帝都會打通南北。這也正是隋煬帝之所想。為此，他不惜東都和運河雙管齊下，結果是為民族建立了千秋偉業，為自己留下了萬古罵名。[50]

大運河，功德無量，勞民傷財。

是的，我們不能要求一個古人有“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卻可以批評他不該忘記“民貴君輕”的圣人教導。隋煬帝確實太不把人當人了。在他眼里，民眾不過是可以任意驅趕和屠戮的牛馬和犬羊。結果正如孟子所說，君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為寇仇，司馬德戡的話并非戲言。

隋煬帝，其實是被自己擁有的絕對權力所殺。

幸運的是，有人從隋煬帝的滅亡中吸取了教訓。而且正如此人所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個政權，如果不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反倒與民爭利，與民為敵，它的滅亡就指日可待，只剩下一個時間表的問題。

我們知道，這個人就是唐太宗。

第二章

唐太宗

高祖李淵

隋煬帝躲在江都時，李淵打起了長安的主意。

這是大業十三年（617）的春夏之交，各地反隋的斗爭如火如荼：杜伏威占據歷陽，竇建德加冕稱王，梁師都據郡起兵，劉武周兵進汾陽，李密更是攻下興洛倉威逼東都，帝國手中的要地除了長安、洛陽和江都，就只剩下太原。[1]

太原非同小可。作為拱衛首都長安和東都洛陽的北方軍事重鎮，它也被稱為北都（隋煬帝所在的江都則似乎可以稱為南都）。隋煬帝在南巡之前任命李淵為太原留守，將整個轄區的軍政大權都交給他，未必沒有經過慎重考慮。

李淵似乎值得信任。

跟宇文泰和楊堅一樣，李淵一門也是武川軍閥、關隴勛貴和混血家族，李淵跟楊廣還是表兄弟，只不過李淵年長兩歲，是表哥。當然，這不能說明什么。為了爭奪皇位和最高權力，親兄弟都能骨肉相殘，表兄弟又能如何呢？

實際上煬帝這一任命，打的是如意算盤。太原北面是突厥，長城之內則四面都是反政府武裝力量：東有竇建德，西有梁師都，南有李密，北有劉武周（見下頁圖）。因此隋煬帝認為，李淵只能替他看家護院，根本就無法興風作浪。他哪里想得到，那位表哥會趁此機會握五郡之兵作為資本呢？

他當然也想不到，李淵會跟突厥勾結。

不過，李淵最初的表現確實讓煬帝放心。當全國各地的反叛風起云涌時，李淵所在的太原卻出奇地安靜。這個軍事重鎮似乎遠離了漩渦的中心，李淵本人則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貪污腐敗，一副胸無大志沒心沒肺的樣子。[2]

然而突然之間，他說反就反了。

反叛似乎是被逼出來的。某個春意盎然的晚上，一個名叫裴寂的人請李淵吃飯。當時，隋煬帝在太原轄區所在地建立了行宮，叫晉陽宮。裴寂是晉陽宮的副監，李淵則以太原留守的身份兼任總監。副監宴請總監，理所當然。

官員的酒宴上照例有女人做三陪，裴寂卻在李淵享用之后告訴他那是晉陽宮的宮女。動了皇帝的女人，哪怕這些女人其實閑置，也是不可饒恕的大逆不道。中了圈套的李淵如五雷轟頂，只好向裴寂討教計將安出。

裴寂說：唯有造反。

而且，裴寂還告訴李淵，造反時機成熟，準備充分。二郎李世民已經把一切都安排妥當，只是因為擔心得不到大人的同意，這才安排明公與這些女人有肌膚之親。

跌入陷阱的李淵只好說：既然我兒確有此心，而且拿定了主意，那就聽他的吧！[3]

呵呵，順我者昌，逆我者嫖娼，李世民好主意！

可惜這根本就靠不住。

我們要問，裴寂請客吃飯是在晉陽宮內還是宮外？如果在宮內，李淵當然知道做三陪的是宮女，也當然會避之唯恐不及。如果在宮外，則李淵完全可以不認賬，甚至倒打一耙以涉嫌陷害長官的罪名將裴寂就地正法。他怕什么呢？

在這里，我們再次領教了官修正史的不可輕信。為了把李世民塑造成唐帝國的真正締造者，官方史學家都不惜制造或采信偽證。這就像《三國演義》為了抬高諸葛亮，不惜丑化周瑜，矮化劉備、孫權、魯肅。[4]

可惜假的就是假的，手段再高明也會穿幫。

穿幫是在時間表上。按照司馬光的說法，當李世民在一段時間之后向李淵舊話重提時，被“綁架革命”的李淵卻翻臉不認人，拿起紙筆要寫狀子將李世民送進官衙。

世民說：大人一定要舉報，兒不敢怕死。

李淵說：我哪里忍心，你不要亂說就是。

世民只好反復勸進。李淵這才嘆了一口氣說：好吧！今后是家破人亡也由你，是化家為國也由你！[5]

按照這個說法，太原起義便完全是李世民的功勞，李淵倒可以“脅從不問”的。但是請問，裴寂請客吃飯之后，李淵把那些宮女收編了嗎？如果收編，則造反的決心已下，不必再裝糊涂。如果沒有，則他們制造李淵“被嫖娼”一案豈非多余，既誣陷了高祖，也誣陷了太宗？[6]

如此信口雌黃，學術良心何在？

利令智昏而已。

這里說的“利”當然不是物質利益，而是統治階級的政治利益。按照這個利益的需求，史學必須具有鑒戒意義。這就只能做整容手術，比如妖魔化隋煬帝，神圣化唐太宗。尊重歷史和尊重事實，不是帝國官方史學的職業道德。

順便說一句，以史為鑒，正是唐太宗的主張。<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