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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本雅明對故事下過一個定義：故事是來自遠方的親身經歷。他的話里包含了故事的兩個特點：

1.故事不是你親身體驗和經常遇到的。

2.故事聽起來是真實的。

在“真實”的故事中，體驗未曾有過的經歷，這就是故事之于人的魅力。我從小喜歡聽故事和講故事，尤其是都市傳說類型的。

十幾年前，我上初中時，學校里忽然開始流傳“割腎”的故事。我和朋友趁著課間和放學熱烈地討論了很久。晚上去姥姥家聚餐，聽見姨父警告剛參加工作的表哥：生活檢點些，不要向太漂亮的女孩兒搭訕，當心被割腎。再過一段時間，小區里一對中年夫婦的兒子失蹤了，大爺大媽都傳言失蹤的小伙子是被人割了腎。

這些談論、傳播“割腎”的人，沒人能證實是否真有割腎、如何割腎、技術上是否可行。但故事就這么流傳起來，成為飯后談資的同時，也不斷警醒著人們。一定有原本喜歡在夜里游蕩的青年，聽了這個故事后，選擇每晚回家看電視、遠離漂亮姑娘，覺得這樣更安全。

這就是都市傳說，一種有意思的民俗文化，與城市生活相互依存。

在“魔宙”公眾號后臺的統計里，年輕的女性讀者超過了一半，這讓我有點驚訝。最開始，我和很多朋友抱有同樣的疑惑：我寫的故事會不會嚇跑女孩兒？

實際上，黑暗與恐懼沒有趕走她們，反而讓她們留了下來。她們的留言，基本都是表達對現實的積極態度和警惕意識，而非恐慌、排斥，這讓我十分高興，覺得自己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我覺得自己有講好故事的能力，不想浪費。用故事傳達經驗和交流想法，是我拓寬人生體驗和理解人性的一種方式。“夜行者”是我為自己設定的身份。這個身份，滿足了我對離奇故事的熱衷和調查癖——我把自己對故事和冒險的熱愛，都傾注在了這個身份里。在我的認知里，夜行者既是中國都市里的蝙蝠俠和印第安納·瓊斯，也是福爾摩斯和大偵探波羅。

我的調查和寫作，都是為了創作都市傳說類的故事。都市傳說與現實的貼近，讓本雅明定義的“故事”，變成“來自不遠處的親身經歷”。

《夜行實錄》是虛構的故事，有人問我，你的故事為什么寫得那么可怕？

大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吸引和警告小孩，是因為講得有模有樣——“這事就發生在xx路”“某某家的小孩因為不聽話就被抓走了”。這正是都市傳說的講述特點，也是千百年來口頭文學的基本屬性。

真實和幻想，處于故事創作的兩個極點。不同的作家有不同見解。

《洛麗塔》的作者納博科夫看不上真實，他說，小說是虛構。在這位用想象力和結構技巧講故事的大師看來，人類的騙術永遠比不上自然，要是有人說他的小說是真人真事，他會覺得這是侮辱藝術，也是侮辱真實。我喜歡納博科夫，覺得他的小說好看，但我也喜歡“編得跟真的似的”的故事。

在我看來，非虛構和偽記錄的方法更貼近普通讀者的內心。即便是納博科夫的虛構，也總會和現實有所關聯——他的自傳性文集《說吧，記憶》便是這樣一種手法，在真實記憶與幻想之間搭建隱秘的橋梁。

真實，是一種美，而營造真實的寫作方法，是一種審美取向。同樣，對黑暗和光明的不同關注，也是一種審美取向，它更能喚起情感，感染力更強。所以，我在寫作中，嘗試學習這種講故事的技能。“像真的一樣”并不是現實世界的真實，而是故事呈現的真實，或叫敘述邏輯的真實。

為了達到這種效果，我在寫作中嘗試了不同方法，用更基于現實世界的素材來營造真實。這使我的寫作游走在邊界，就像用刀尖撓癢，但不劃破皮膚。

這種寫法，有兩個目的：

第一，引起正視和警示，對人性的惡與生存環境的劣進行展現。讀完后的黑暗體驗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第二，分享危險的快感，都市傳說暗含的心理危險讓人覺得刺激，相信這是一種普遍的心理體驗。

《夜行實錄》的故事是虛構的，但不安的情緒卻真實存在。都市傳說和口頭傳播的“逼真”故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們對世界潛在的不安始終存在。

生物學有個觀點認為，尋求新鮮刺激和愛好挑戰新環境的動物，適應能力較強，其基因傳遞下去的概率會更大。這是一種生物本能。雖然我們的智力發達到令生物本能退化、隱藏，但在這點上，應該和動物相同。有人愛極限運動，有人愛恐怖片，有人愛叢林探險……正因為都市中的人無法探險，探險節目和真人秀往往很受歡迎。

寫夜行者故事的時候，我也會想：我是在營造恐怖和危險嗎？這樣對嗎？每次思考完，我都更堅定地繼續寫。可能是因為我擁有某種偏好危險體驗的基因，和恐怖片愛好者一樣。

我生活在一個比較安全的環境中——截至目前，還沒人在我面前割腎。絕大多數人都和我一樣，都有種確定感，相信自己生活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

在安全的環境里體驗危險的想象，會更確信當下的安全，更警惕潛在的危險。從科學上講，這是腎上腺素和杏仁體分泌激素直接的平衡，也就是刺激引發的快感。

我認為，要直面生存的真相，而不是袋鼠式地生存。

生存最大的真相是死亡，如何應對這一事實，會決定一個人如何生存。

世上的危險和不安因素，不會因我的視而不見而消失。世上的罪惡，不會因為我的不關心而減少。我怕死亡突然來襲，所以選擇面對真相，并調適我的焦慮，這讓我珍惜擁有的一切。

因此，我在猶豫了一段時間后，決定把《夜行實錄》一直寫下去，并不斷學習如何在掌握邊界的前提下，感染讀者。

以前看過村上春樹評價斯蒂芬·金小說的文章，大意說，小說最重要的不是讓人覺得恐怖，而在于能讓讀者的不安達到某種適當的程度。

恰到好處的不安程度，是我對自己講故事能力的追求。

夜行者的故事中，作惡的人方法各不相同，無辜者也會受到傷害，這正是人性真實的所在。

我并不以欣賞他人的痛苦為樂，而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能引發必要的警醒和思考。人性的惡究竟邊界何在？生存的無奈原因何在？一個人變成惡魔的原因何在？

我想過，如果壓抑自己對不安、不公和殘酷的反應，我很可能會慢慢走向扭曲，扭曲的結果是，我可能會不自覺地成為惡人——這太可怕了。

《馬太福音》里說：為什么只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每個人都傾向于用自己的觀念和眼界來定義世界，這是生理本能，也是社會本能。因為這種定義是相對確定的，讓自己感覺安全。但當更多信息和價值觀曝光在個體面前時，不確定感令人不安。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我在魯迅先生這句話的基礎上延伸一下：敢于直面多元構成的真相和價值觀，才是值得過的人生，才是活得明白的人。

不斷拓寬自己對人性理解的寬度，足以對抗人生。

《夜行實錄》是我的方法，希望你也有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