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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怎么可能不違法？那可是管制器具啊，咱趕緊上車跟上。”

我和周庸跑到了停車的地方，打了火，趕緊調頭遠遠跟上了面包車。面包車在路過一個晨跑的老頭時，老頭的博美在身后跟著。面包車經過狗時，車門忽然打開，里面伸出一根連桿的套繩，把博美的脖子套住，勒緊，拽上了車。幾秒鐘的事兒，車沒停，狗連發出聲音的機會都沒有。狗主人完全沒發現狗已經被帶走了。

殺傷力很大的手弩

周庸：“這倆孫子！”

我們跟著這輛面包車跑了一路，從我和周庸跟著開始，他們總共抓了三只流浪狗，還有兩只寵物狗——其中兩只用上了弩箭，其他都是用繩索套的。

6點左右，上班族們開始出現在街道上。他們收手了，然后開車上了高速，一直開到了市區的一家狗肉館。他們從車上拽下一只狗——那只被他們射倒的黑狗，進了飯店。過了一會兒，兩個人出來，上車走了。

我沒跟上去，周庸奇怪：“徐哥，咋不跟著呢？”

我說：“咱剛才大白天跟了那么長時間沒被發現，是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高速上。而且我們的運氣不錯，現在再接著跟就太明顯了。”

周庸：“那不跟著他們怎么能搞清楚這倆孫子干嗎呢？和虐狗到底有沒有關系？”

我說：“你不是有他們倆的電話嗎？王津還有他們的微信，這倆人跑不了，咱先去那家狗肉館看看。”

坐在車里等到9點鐘，狗肉館正式開門，我們下了車進了飯店。老板熱情地迎上來：“兩位夠早的啊，我這兒剛開門就來了。”

我問他狗肉怎么賣。

“一斤二十五，”老板說，“不過要吃得等會兒。早上剛殺的，很新鮮，現在剛褪完毛，還沒弄熟。今天的狗好啊，黃狗，一黃二白三花四黑五長毛，黃狗最好吃，坐這兒等會兒吧！”

我沖周庸眨眨眼，周庸：“徐哥，不行啊，咱趕時間啊，要不下次再吃吧。”

我說：“不行，我就饞這一口。”

周庸：“徐哥，你這不耽誤事嗎！王總還等著接貨呢，要不這狗咱倆買下了，我回家給你燉，行不行！”

我說那也行，但人家老板不一定賣啊。

周庸轉身給了老板笑臉：“老板，我們真趕時間。您看這樣行不行，我按熟狗肉的價格買你的生狗。”老板二話沒說，招呼服務員把狗給我們拿來。

我和周庸把狗裝上車，周庸：“徐哥，你真愛吃狗肉嗎？”我搖搖頭。

這之間吳悠又給我發了幾條信息，問我她的狗有沒有消息。我想著車后已經被剝了皮的那只狗，不忍心告訴她，她的狗可能也是這個下場，就說還沒有消息。

我和周庸帶著狗，去找了周庸表姐的閨密，那個女法醫，請她幫我們化驗下狗肉里面的成分。我們想知道那兩個人是用什么把狗射倒的——按說以狗的生命力，只是中了一箭的話，不至于倒得那么快。結果很快就出來了，狗死于氰化鉀中毒。

我問她，人吃了氰化鉀中毒的狗肉會怎么樣？女法醫說：“吃一兩次可能沒事，但常吃肯定會慢性中毒。”

我和周庸從法醫那兒離開。周庸問我：“徐哥，他們從哪兒搞到的弩和箭啊？”我說查查就知道了。

我在網上查了下“弓弩”，只能搜到小孩的玩具。然后我在幾家可能會賣的網店搜，也沒找到，最后在一張網頁圖片上找到了弩的照片——上面有聯系方式，并寫著“售賣鋼珠槍及弓弩”。

我找到人，問他有沒有射狗的工具，立刻倒的那種。他馬上推薦了一種小型弓弩，說這種弩只要三百五十元，毒鏢八元一支。我問他是不是氰化鉀的，他說就是這種。我問他這是哪兒生產的，他說不用管哪兒生產的，絕對管用。我繼續問他這些毒鏢有沒有編號之類的，他說沒有。

周庸：“徐哥，這玩意兒太危險了，不只是射狗的事，射著人怎么辦！”

我說：“是，所以咱得盡快把這倆孫子解決了，先去狗肉館看看能不能找到證據。”我和周庸來到狗肉館，老板對我們還有印象，熱情地迎上來：“上次帶回去的狗肉怎么樣，好吃吧？”

我說：“不怎么樣，上次我們回去吃完，都鬧了肚子，你這狗肯定有問題！”

老板的笑臉一下子就變了：“那不能，我們這兒的狗都是現殺現做的！”

我說：“這樣，我們也不是不講理的人，你賣我們倆的狗，也不能是你自己養的。你告訴我那狗是哪兒來的，我們自己去找他算賬。”

老板點點頭：“行啊！我的狗都是正規的肉狗場出的。貨源在上東省，你找去吧。”

我說：“不可能，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肉狗場。肉狗的養殖成本高，狗肉的價格又不如羊肉和豬肉，怎么可能有人做這種賠本買賣。”

老板笑了：“還真有，您要不信，我給您看看我進貨的狗場和進貨單？”

我同意之后，老板拿著進貨單給我看，然后我拿手機搜索了他購買肉狗的狗場。還真有這家狗場！狗場采取兩種養殖方式，一種是統一圈養，另一種是將狗承包給當地的農民，統一進行疫苗注射和監測，最后再以一定的價格回收。

我和周庸從狗肉館出來，周庸問我：“徐哥，咱親眼看他買的那狗啊。”

我說：“是，但他不承認啊！他肯定是有一部分狗真的是從正規渠道進貨，另一部分低價從盜狗的手里購買，有人來查時，就拿正規渠道的狗做擋箭牌。正規渠道的狗價格很高，剛才我看他的進貨單，連皮帶骨一斤都要將近二十！”

周庸：“抓不到老板的把柄，就沒辦法讓他交代和那兩個人的交易信息啊！”

我說：“你不是有那兩個人的聯系方式嗎？明天給他們打電話，直接約出來。”

周庸：“行！”

第二天周庸打電話的時候，發現都打不通，他很郁悶：“徐哥，他們倆是不是把我拉黑了？”

我說：“你給王津打電話，讓她問問。”周庸打給王津，說了一會兒。他掛了電話苦笑：“徐哥，王津和那倆人聊天時，說了咱倆是夜行者，正在調查丟狗的事。那倆人現在肯定躲著咱們了！”

那就只剩下一條線索了。

第二天，我和周庸去了“燕市小動物保護協會”的辦事處，向他們咨詢抓狗的那倆人是不是他們的志愿者。負責人事管理的姑娘查了一下，說：“以前是，但已經被開除了。他們之前在一家領養院當志愿者。5到7月份之間，我們發現他們違規幫一個叫陶濤的人領養了二十幾只狗。”

周庸問：“領養寵物還限數量啊？”

她說：“當然，協會明文規定：為保證寵物的生活條件，不許一人領養多只。”我問她那個領養二十幾只狗的陶濤，有沒有登記地址。協會的姑娘點點頭：“每個領養人都有登記信息，但是我不方便透露給你們。”

我簡短地講了一下那兩個人偷狗、殺狗、賣狗到狗肉館的事：“從你們這兒領養的狗，估計也是賣給人吃了。”

姑娘想了想，打開一個文檔：“我沒告訴過你們領養人的信息，我也不知道你們怎么查到的。”

我說行，走到她身后，看見了陶濤的地址：祥龍區，溫馨家園東二區，十三號樓。兩只泰迪被摔死的那棟樓！

我和周庸跟蹤了陶濤兩天——他一直很正常，每天早上8:20左右出門上班，晚上8點鐘左右到家，基本不在外邊吃飯。我偷跑到他家門口聽過，他家里并沒有狗叫聲。第三天晚上的12:30，陶濤出門了，他背著一個雙肩包，向小區外走去。

我和周庸在遠處跟著他，到了那天發現被虐狗的體育公園。公園門口停了一輛面包車，那兩個“志愿者”見陶濤過來，從車里下來，遞給他一個蛇皮袋子，然后上車走了。陶濤拎著袋子，一個人走向了公園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