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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大清開國以來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國歷史上，這樣的重案也屈指可數。按常理，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兇殺案。一個龐大的審問集團立刻組成，要揪出這個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種酷刑都用盡了，審問的結果卻出人意料。

原來，這個案子還真是十分簡單，背后沒有任何主使。兇手陳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業人員，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歲的癱瘓岳母，下有兩個未成年的兒子，找不到生計，受盡欺凌，遂對社會產生仇恨。這一天他突發奇想，既然生不如死，為什么不死得驚天動地。于是懷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宮而來。連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宮衛兵并沒有按規定出現在崗位上，使他得以順利潛伏進神武門西廂房里，差點完成了前無古人的壯舉。

這一行刺案反映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包括皇家守護部隊軍紀在內的官僚體系的政務廢弛，已經到了直接威脅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個，失業者的大批出現，說明社會已經無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長。百姓的生計問題，成了威脅大清朝穩定的根本政治問題。

成功平定白蓮教的興奮，因為這兩樁意外事件而消失得無影無蹤。親政以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戰場上。現在當他終于有時間細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時，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蓮教起義不過是帝國軀體上的一個瘡口，大清王朝體內的病癥，比外在表現出來的要沉重得多。

最嚴重的問題，當然是腐敗。

只要沒有蔓延開來，腐敗就并非不治之癥。局部的、零星的腐敗現象，在任何時候、任何體制下，都會存在。然而，一旦蔓延開來，成為普遍現象，治理難度就呈幾何級數增加。

雖然殺了和砷，雖然在十一個全國總督當中，六個被他撤換，雖然在他為配合鎮壓白蓮教戰爭發起的懲貪高潮中，官場貪風一時有所收斂，然而，高潮過后，一切如舊。各地官員，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仍然無人不在收禮送禮，買官賣官；各地衙門仍然無處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門利益之外，對一切民間疾苦都漠不關心。官僚集團對腐敗已經不以為恥，反以為常。甚至嘉慶皇帝親手樹起來的廉政模范，時間稍長，也一個接一個地陷入腐敗之中。最典型的是當初率先揭發和砷的諫官廣興。此人因為揭發和砷，深得嘉慶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軍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掃除貪風，每年為國家節省數百萬兩白銀，嘉慶帝多次號召全國官員向他學習。然而，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貪污了四萬兩之多。

白蓮教軍報剛剛從他的案頭搬走，數不清的貪污案卷又已堆滿了他的書桌。乾隆時期已經花樣百出的腐敗，到此時又呈現出許多新特點：腐敗向底層全面擴散，所有的基層干部都成為權力尋租者，一些普通公務員甚至成為腐敗案的主角；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社會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嘉慶十年（1805年）前后發生的一些案件，實在令人觸目驚心：

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財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股級干部，按理說并沒有什么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1796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就是私刻了從財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虛收冒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大清王朝的監督體系這張破網已經爛得形同虛設。甚至湖北財政廳（布政使司）的一個銀匠，利用政府官員的糊涂馬虎，不斷私藏銀兩，幾年下來，居然也貪污了五千兩之多。

自從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每年朝廷下撥相當于全國財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財政經費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門里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里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嘉慶年間，各地還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大量“編外衙役”或者說“編外警察”充斥基層。各縣級部門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臨時衙役”，不占編制，不開工資，利用他們處處設卡，到處收費，以彌補財政經費的不足。他們的數量往往超過正式編制數倍，甚至數十倍。比如直隸省正定縣，“編外衙役”多達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錢塘等縣，居然更多達一千五六百人。他們橫行鄉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農民收取各項稅費，如果誰不交，就關入私牢，嚴刑拷打。他們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販，經常鬧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從乾隆晚期開始，有些地方就出現了“財政虧空”。即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負債經營。到了嘉慶年間，這已經成了各地的普遍現象，幾乎每省每縣，都出現了財政虧空。為了維持政府運轉，為了給官員開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處借債，有的甚至向地下錢莊借高利貸。

除了腐敗之外，大清王朝還有太多難題沒有答案。乾隆皇帝帶著“十全老人”的榮耀光榮地進入了歷史，他積累起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卻像定時炸彈一樣，在嘉慶任內一個接一個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人口壓力。

乾隆朝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乾隆之后，雖然國力大衰，但是人口還是沿著它固有的慣性規律發展下去。嘉慶十六年（1811年），達到了3.5億。

這么多人的吃飯問題，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人口增長使得人口與耕地的矛盾激化，越來越多的底層人口陷入了絕對貧困化，大批人口脫離土地，四處游蕩，使得社會處于不安定的邊緣。數十年來聚集在楚、粵、贛、皖、黔等省的以數百萬計的無業流民，正是白蓮教起義的主因。白蓮教起義被鎮壓了，可是流民問題仍然沒有解決，起義隨時有可能再次發生。陳德行刺案是這個問題的最佳注解。

與人口問題相伴的，是大清王朝嚴重的財政危機。

由于人口增長，糧食緊缺，加上美洲白銀大量涌入，嘉慶年間，物價已經比乾隆初年上漲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賦”的承諾，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卻沒有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到了嘉慶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實際上是減少了四分之三。這是各級政府出現巨額財政虧空的重要原因。

財政危機又導致了亂收費問題的加重。

為了彌補財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層層加碼，于是各種千奇百怪的收費項目都出現了。雖然朝廷規定不加賦，各地政府卻利用各種借口，不斷加重農民負擔。農民承擔的額外稅賦比正稅要多出數倍、十數倍。各地百姓上訪的案卷堆積如山，然而官員們根本不以為意，因為“州縣亦熟知百姓之伎倆不過如此”，民與官斗，永遠是輸家。大清王朝社會矛盾處于激化邊緣，輕則民眾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則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變”。

責任心極強的嘉慶皇帝幾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輾轉反側，苦思解決之策。

他決心加大“新政”力度，對貪官發現一個，撤換一個，絕不手軟。

從嘉慶七年（1802年）到嘉慶十年（1805年），幾乎每個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調整。全國的省部級高官，都被輪換了個遍。大大小小的貪官，又查出了幾十個。可是腐敗的勢頭，仍然沒有絲毫減弱。各地基層政府的財政虧空，仍然越來越多。

很顯然，運動式的懲貪，到了嘉慶時期已經不能起到實質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與腐敗官員的總數比起來，被發現和懲處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敗收益實在太高，而腐敗風險實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敗已經成了官僚體系的常態，貪污成了官員生活的主要來源。一個人如果不貪污，則無法打點上司，結好同級，甚至無法在官僚體系中生存下去。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打老虎”已經演變成“水過地皮濕”，震懾力越來越低。

耐心極好的皇帝也漸漸陷入焦躁。上諭中開始出現連篇累牘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這個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體，罵不怕，打不醒。他自認為已經非常凌厲的手段和措施，經過“死豬不怕開水燙”的官僚體系的層層減震，到了基層，竟然已經如同撫摸般溫柔。他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記記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團上。

“新政”看來挽救不了大清。他該何去何從？

深秋的遼東大地，楓葉鮮紅，松柏蒼翠。嘉慶十年（1805年）九月，嘉慶皇帝率領宗室及重臣，經過艱苦跋涉，來到滿族的龍興之地。在祭奠了新賓永陵之后，他們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爾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極之陵）。

在陵寢的隆恩殿中，皇帝認真參觀了先祖們留下來的遺物。努爾哈赤用過的桌椅，看起來是那么簡陋，皇太極用過的鞭子，也不過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沒有任何裝飾……這些珍貴的文物，昭示著祖先創業的艱難歷程。皇帝在這些遺物前久久駐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東巡后寫了一篇《守成論》，其中談到了“改革”問題。他說，近來屢有官員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為祖制舊法已經不適于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說，這是非常錯誤的一種思想傾向。他多次閱讀中國歷史，感慨良多。他發現，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灶，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國家往往因此埋下了滅亡的種子。“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他在東巡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誡滿朝大臣，對于大清這樣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千萬不能亂搬亂動，亂下藥方。這樣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療方案就是“徐徐進補”“固本培元”，用溫和的藥物一點點滋潤這具干枯的病體。這種療法一需要極大的耐心，二需要對癥的補品。嘉慶自信耐心是他的長處，而補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來“培植正氣”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說，現在的大清社會，出現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為這些制度執行得不好。“間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舊制”，把列祖列宗關于“艱苦奮斗”“勤政愛民”的教導忘于腦后，在貫徹規章制度時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變了樣、走了形。

皇帝說，雖然大清現在撫有四海，國力強大，但是祖先艱苦奮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丟。八旗官兵，當常思當初滿族軍隊是如何吃苦耐勞，奮發進取，力改“武務不振，軍務廢弛”的現狀。全體文臣，當經常想想現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創業時多少倍，清廉自持，儉樸為政，這樣，才能永遠保持大清的統治。

嘉慶皇帝的這一決定，在今天看來也許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歷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慶面臨的問題，用“祖制舊法”，是不可能解決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慶所遇到的社會問題，已經超出了幾千年間中國所有政治經驗范圍。康乾盛世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個盛世。這個盛世，幾乎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傳統政治治理水平所能達到的極限：無論是從權力制度的穩定性，還是物質財富的豐盈程度，還是國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經達到了傳統政治的理想化境界。這一傳統盛世的形成，已經耗竭了傳統社會制度的所有動力。

凡事物極必反，這個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帶來了史無前例的一系列問題，最主要的就是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猛增使傳統社會機制的承受能力達到臨界點。要把這個盛世延續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傳統政治經驗的范疇，在“祖制舊法”之外尋找全新的出路。事實上，任何挑戰，同時都是機遇。比如人口問題。

人口問題當時不僅困擾中國一國，也是世界各國遇到的普遍問題。自地理大發現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種由新大陸向舊大陸傳播，導致了一個多世紀時間里世界人口幾乎同步增長。18世紀，世界人口從6.41億增至9.19億，增幅比例為43.37%；中國人口則從1.5億增至3.13億，增幅為108.67%。

亙古未見的人口問題對世界各國提出了嚴峻挑戰。然而，正是這種挑戰推動了發展。世界許多國家的歷史表明，人口與資源的緊張往往會推動由農業文明邁向工業文明、由傳統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第一步。歐洲國家正是通過大力發展工商業來吸納過剩人口，以工業化和城鎮化來解決人口壓力，從而逐步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國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發展對外貿易，發展工商業，發展海外殖民作為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那么中國完全有可能搭上剛剛開起的全球化之車，主動打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大門。

因此，歷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全方位地對傳統政治框架進行改革，但親政之初作風清新的他，卻比任何皇帝都堅決地舉起了“守舊”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種具體措施就應運而出。它們就像一套套早已經準備好的工具，整整齊齊地擺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別的事放在一邊，恭敬端坐，閱讀先朝《實錄》一卷，除巡狩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間。

針對腐敗問題、財政問題、人口問題，他一一根據祖先們的遺訓，提出了一套中規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運動式懲貪失敗后，皇帝認識到，僅僅靠殺頭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轉官場風氣的主要辦法是選拔清官，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引導人，教育人，啟發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說》中明確宣布了他選擇人才的標準：“夫才德全備之人上也；德優于才者次也；才過于德者又其次也。德優于才猶不失為君子，若才過于德，終恐流為小人矣……寧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確歉也。”

皇帝認為，通過思想教育可以扭轉風氣。皇帝說，“小民皆有天良”，官員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惡者”“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員們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歸善。因此，選好朝廷的中樞大臣，樹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樣，上行下效，來帶動整個朝廷政治風氣的轉變，是他整頓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慶一朝的中樞大臣們，突出的特點是道德操守不錯，辦事謹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勁，老成端謹”被嘉慶十分欣賞，稱贊他“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劉墉也因向稱“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誥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書稱其“父子歷事三朝，未嘗增置一畝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則“性清通，無聲色之好，辦事謹飭清慎”。

然而，他們還有另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華，少有遠大的政治目光和創新精神。對于嘉慶一朝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決辦法。寧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無德”或者“躁進好動”之人，是嘉慶的用人原則。雖然號稱法祖，實際上這一用人標準與他的先祖們并不相同。且不說清朝興起時大量任用“操守有虧”的漢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時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節，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輝煌。咸豐年間，大臣張集馨與咸豐皇帝縱談乾隆年間事，有一段有趣的對話。咸豐說，“老輩督撫要錢厲害”。意思是說，乾隆年間的方面大臣都很腐敗。張集馨卻認為，乾隆年間，督撫雖不免貪黷，然其才具皆系大開大闔手筆，每遇地方事體，無不舉辦；今則督撫才具似不如老輩，而操守似亦勝于老輩。這一說法，也適用于嘉慶時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實是緣木求魚。因為大清王朝此時的腐敗是典型的制度性腐敗。

僵化的財政制度、失靈的監督體系、貪瀆文化傳統是嘉慶時政治腐敗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則是財政制度。如前所述，從雍正時期到嘉慶時期，由于美洲白銀大量流入，大清物價上漲了三倍。按道理，物價上漲之后，官員的俸祿起碼也應該同步上漲。然而自雍正養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慶年間，乾隆和嘉慶以“守祖制”為由，沒有給官員們加過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副使英國人斯當東對此看得很清楚，他說：“最近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白銀從歐洲流入中國，因此中國物價顯著提高。物價提高了，但官員們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這就使他們的收入同應有的開支比例失調”，“中國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們容易接受禮物的引誘”，“據說大部分衙門里都還有貪污，中國官吏薪俸很低，但許多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產”。因此，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與財政改革結合起來，擺脫祖制“不加賦”的桎梏，大幅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給官員加薪，把灰色收入變成白色收入。<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