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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她無比自豪的杰作萬里長城。

眺望她波濤洶涌的江河，

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巖石和森林。

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韃靼曠野，

不列顛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游歷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居然有機會讓夢成真，他怎么會不激動萬分呢？

馬戛爾尼時代的歐洲正處于啟蒙時代。與現在的“歐洲優越論”相反，那個時代的歐洲在中華文明面前懷有深深的自卑心理。在當時的歐洲著作中，我們能找到很多“當中國已經……時，歐洲還……”句式的表述。比如伏爾泰說：“當迦勒底人還只是在粗糙的磚坯上刻字時，中國人已在輕便的竹簡上刻字?！本拖窠裉煳覀儎硬粍佑谩拔鞣健眮肀日铡爸袊币粯?，那個時代的歐洲知識分子正是用“中國”來批判“歐洲”。（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

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陷入了漫長的“黑暗的中世紀”。粗鄙而教條的宗教信念籠罩著歐洲的一切?！爸惺兰o的精神狀況是愚昧無知地拜倒在教會的偶像——教條、權威和煩瑣哲學之前?！保s翰·西蒙茲《意大利文藝復興史》）

啟蒙運動意味著從蒙昧的宗教迷信中清醒過來，中國在這個過程中給了歐洲人許多啟示。歐洲人驚訝地發現，沒有教會的中國似乎處處比歐洲優越。與四分五裂的歐洲比起來，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一個統一的、安定的國度。歐洲任用貴族來管理國家，而中國則通過嚴格的考試制度，一視同仁地選拔文官。歐洲各國沉迷于狹隘的宗教教派之爭，而中國各教之間則相互寬容。歐洲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于縹緲的來世，中國的儒家學說因為不語怪力亂神而更顯理性。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中葉，中國人的世俗精神啟發了啟蒙思想家們高舉理性主義大旗，猛烈抨擊中世紀的神學教條。傳教士的書簡成了最熱門的讀物，精英階層的客廳里，人人談論孔夫子的學說、中華帝國的悠久歷史，甚至還有圣明的康熙大帝的生平。

傳教士們說，中國的政治體制之所以合乎理性，是因為它建立在父權這個神圣的自然法則之上，法律與倫理道德融為一體。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構成了中國這樣一個全新的道德世界。這令一直激烈譴責天主教會的伏爾泰如同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他贊揚中華文明偉大的奧秘在于其貫穿了理性與道德的原則。他說，中國人“具有完備的道德學，它居于各科學的首位”。他在《哲學辭典》的“光榮”條目下贊揚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

像今天的西化大潮一樣，當時的許多學者號召歐洲向中國取經。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萊布尼茨甚至這樣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于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于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當然，關于中國的聲音并不是一邊倒的，也有人對傳教士的書簡做出了另一種解讀。啟蒙時代熱愛自由的歐洲人對任何一點專制的信息都極為敏感，不幸傳教士書簡中有許多這方面的暗示。孟德斯鳩就得出結論說，中國的千年不變和社會穩定是專制控制的結果。

百科全書派主持人狄德羅和伏爾泰一樣，十分推崇孔子的理性和務實精神，不過卻對中國人的父權原則提出質疑。他認為，對父輩的盲目服從，只能產生縱容父輩錯誤、剝奪兒輩自由的惡果。

另一位著名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對中國文化優越性的疑問：如果中國文化果然這么輝煌，何以一再被異族統治呢？“如果無論大臣們的見識或者法律所號稱的睿智，或者那個廣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都不能保障他們免于愚昧而粗野的韃靼人的羈軛的話，那么他們的那些文人學士又有什么用呢？他們所堆砌的那些榮譽又能得出什么結果呢？結果不就是住滿了奴隸和為非作歹的人嗎？”（周寧《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問題與領域》；余建華《1718世紀西歐啟蒙思想家的中國文化觀探略》；忻劍飛《世界的中國觀》）

對同一個國家，人們的判斷和評價如此兩極，讓人莫衷一是，也讓馬戛爾尼使團的成員們迷惑不已。中國到底是天堂還是地獄？再過幾個月，一切都將真相大白。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于抵達了中國海面。

乾隆盛世是中國史上的登峰造極，一直為后世所艷稱。為了向遠人展示帝國的富庶繁榮，皇帝更是精心準備，一擲千金。那么，這樣一個空前絕后的傳統盛世，在英國人眼中是什么樣子呢？

英國人首先注意到的是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眾多和市井生活的繁榮。從馬可·波羅時代起，這一點就一直為歐洲人所驚嘆。關于中國的人口，長期以來在歐洲是一個謎。馬可·波羅說，汗八里城（元代蒙古人對大都的稱呼，即今北京市）的“人數之多……是世人想不到的”。（《馬可·波羅游記》）這已經讓歐洲人產生懷疑，明清時傳教士的說話更令人難以相信：全人類人口的三分之一會集中在一個國家之內，而這個國家的面積雖然廣大，也不過是整個陸地面積的十二分之一。不過英國人的訪問為歐洲得出了定論：“人們給予這個國家人口數量的上限不僅是可能的，甚至是真實的。”（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二 英國人眼中的“康乾盛世”（2）

人口眾多的最有力證明是自然資源的稀缺。英國人剛剛抵達中國就感覺到了這一點。

1793年7月初，英國艦隊抵達第一片中國領土舟山群島。由于遇到落潮，“克拉倫斯”號只得在一個叫六橫島的小島邊拋錨稍停。英國人想“利用等候潮水的時間上岸對中國領土進行第一次的觀光”，于是他們爬上了六橫島。爬過海邊陡峭的石壁后，他們在山下發現了一塊人工填海填出來的小平原。很顯然，為了造出這塊小平原，本地的居民們沒少費力氣。“為了防止海水的沖洗，前面筑了一條三十呎高的土堤。但這塊平原的面積并不大，我們懷疑花費這樣大的力氣搞出這么小的一塊土地來是否合算。平原上種的是稻米，耕作得很精細。”（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這就是展現在英國人面前的典型中國國情：土地稀缺，人口密布。這有點出乎英國人的預料。在他們的印象中，中國固然人口眾多，但同時疆土也極其遼闊。他們完全沒有預料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壓力已經到了難以承受的地步。

隨著后面行程對中國的深入，他們越來越體會到土地對中國人的珍貴：

中國的全部土地，只有極少數例外，主要是種植人吃的糧食。中國沒有大的牧場，也沒有專為種植牲口吃的燕麥、豆類和蕪菁等等。除了皇帝的御花園外，全國很少公園和其他公共娛樂游玩地帶。中國交通主要依靠水路，公路既少又窄。全國沒有公地。大地主們也不肯劃出大塊土地來不事生產而改作娛樂或者運動的場所。所有耕地從不休耕。（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確實，傳統中國似乎從來沒有“公園”和“休耕”的概念。土地在我們眼中，唯一的使命就是生產糧食，養活更多的人口。

歷史學家們認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實際的人口數比政府統計的還要多。乾隆晚年中國人均耕地的樂觀估計是3.5畝，而同時期的英國，人均占有耕地10畝，是中國的3倍。此外，當時英國還有800萬英畝荒地，也就是說，全英國每人尚能擁有1英畝（合6畝左右）的土地儲備。整個歐洲情況與英國相似，“歐洲是一個遍布草原、休耕地和森林的地區，它從來不缺少可耕地”。（謝和耐《中國社會史》）了解了這個事實，我們就能理解為什么英國人對中國的耕地緊張狀況如此驚訝了。

從上岸的第一天起，英國人就開始持續不斷地驚嘆中國的人口眾多。使團總管巴羅說：“要說有什么令人驚嘆的話，那就是人口之眾多。自到達之日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天都蜂擁到岸邊來?！保s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每到一處，大路邊總是站滿了看客。根據一路上的見聞，副使斯當東判斷，中國的人口密度比歐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國家還要多1/3。也就是說，馬戛爾尼到中國時，中國人口估計在3.5億左右。

英國人的第二印象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緊張繁忙和商業的興旺發達。

到達舟山群島后，不熟悉中國海況的英國人在浙江海岸停留了幾天，為的是等中國官員為他們尋找到北上的領航員。

利用這個時間，他們來到一里地之外的一個小縣城——定海觀光。

他們主要關注的還是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定海在他們眼里是一個小而繁榮的城市?！岸ê７浅＝仆崴?，不過較小一點……城內服裝店、食品店和家具店很多，陳列布置得相當講究……整個城市充滿了活潑生動的氣氛。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必須做工。事實上人人都在勞動，無人過著寄生的生活。我們看到男人們忙碌地走在街上，女人們在商店里購貨。”（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一群金發碧眼的怪物出現在東方小城的街頭，我們可以想見其轟動的程度。“無數好奇群眾爭先恐后地把我們包圍起來……我們最后走到一個廟宇里去躲避群眾。”巴羅的描寫總是更生動：“人人都想把頭伸到轎窗前來滿足一下好奇心，咧著嘴笑嘻嘻地喊一聲：紅毛！”（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這些睜大眼睛好奇地盯著英國人的定海百姓哪里能想到40多年后將要來臨的災難。

一個普普通通的小小縣城已經令英國人對中國商業的高度繁榮和中國人在人口壓力下的緊張生活有所了解，后來中國的其他城市，特別是最大的城市北京給他們的印象當然更為深刻。

在浙江海岸稍作停留后，使團船只繼續北上，抵達大沽口。在這里，他們換乘吃水淺的中國小船，沿白河前往北京。

來到北京，英國人馬上被迎面而來的商業氣息拍了個跟頭。副使斯當東說：“（北京東郊）鋪石的街道上擠滿了人。商店，作坊和顧客之多，處處表示出興盛繁榮的氣象?！薄敖值郎系姆孔咏^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裝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商店門外掛著角燈、紗燈、絲燈或者紙燈，極精巧之能事。商店內外充滿了各種貨物?！保ㄋ巩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巴羅的記載則更加詳細生動：

穿過城門走上那種大路之后，我們眼前馬上就展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景象。大路兩旁各是一溜屋宇，全為商鋪和貨棧，門前展示著各自的獨特貨物。商鋪前一般都豎著大木柱。柱頂高過屋檐，柱身刻著鎦金大字，標明所售貨物以及店主的誠信名聲。

……流動的匠作如補鍋匠、剃頭匠、鞋匠和鐵匠，賣茶、水果、米飯和其他吃食的攤販，以及商鋪門前展示的貨物，把一條寬闊的大路擠得只剩中央一線。

……一切都在移動。大路兩側也塞滿了巨大的人流。或買或賣，或以貨易貨，各取所需。眾聲喧嘩，既有小販的吆喝，也有其他的爭吵……捧貨筐的小販、演雜技的、變戲法的、算命的、走方郎中和江湖醫生、說相聲的和賣唱的，擠成一堆。（約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中國人是有著商業天才的民族，自古以來一直如此。雖然英國是商業大國，但乾隆時代中國國內商業的繁盛仍然令英國人大開眼界。雖然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輕商主義，但中國人的商業本能從來沒有被熄滅過。事實上，每當天下太平之后不久，中國各地的商業都會迅速勃興。乾隆時期的商業繁盛在中國歷史上并非首次，不過由于其巨大的人口基數和財富基數，卻肯定是規模最大的一次。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人目睹并見證了乾隆盛世的一個側面。

馬可·波羅驚嘆中國是“塵世可以想見的最繁華的地方”。18世紀末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卻驚訝地發現，與黃金遍地的傳說相反，中國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窮困之中。

如前所述，使團一路上享受的是皇帝最慷慨的禮遇。剛到大沽口，兩名中國官員帶著大量作為禮物的食品在此迎候，其數量之多令英國人驚訝，以至于使團副使斯當東認真地記下了禮品的內容。這個見面禮出乎英國人意料。按西方外交慣例，除特邀外，一般使團的出訪費用是自理的。但到了中國后，他們卻意外地享受到免費而且極為豐盛的供應。過于豐盛的禮物似乎證明了馬可·波羅筆下中國超級富庶的記載。然而，運送食物的中國船只載著那兩名官員剛剛離開不久，一個意想不到的場面就徹底改變了英國人的估計：因為中國人送來的食物過多，并且“有些豬和家禽已經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國人把一些死豬死雞從“獅子”號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熱鬧的中國人一見，爭先恐后跳下海，去撈這些英國人的棄物?！暗袊笋R上把它們撈起來，洗干凈后腌在鹽里?！保s翰·巴羅《我看乾隆盛世》）

官員貫徹皇帝旨意，在一切環節中全力展示帝國的富強。但這一旨意畢竟沒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領會。他們關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國家的尊嚴。這個細節一下子暴露了中國的尷尬。

事實上，在登陸中國后，英國使團一再震驚的，是這個外表繁榮富庶的處于盛世中的大國難以想象的貧窮。

他們首次注意到中國人吃狗肉。當然，不只是狗肉，只要是肉，中國人就吃：“狗肉是他們慣用的食物。生活在水上的悲慘中國人一向處于半饑半飽的狀態，樂于以任何食物為食，即使是腐爛了的也不放過?！?

更令他們驚訝的是隨處可見的棄嬰。道路兩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隨時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蒼白的小手。棄嬰在基督教國家中是不可饒恕的大罪，但是中國人卻視為平常。巴羅說：“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棄嬰……我曾經看見過一個死嬰的尸體，身上沒有系葫蘆，漂流在珠江的船只當中。人們對此熟視無睹，仿佛那只是一條狗的尸體。而事實上如果真的是一條狗的話，也許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

很明顯，這是人口壓力和貧困所致。“極端的貧窮，無助的困苦，連年不斷的饑饉，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悲慘景象，恐怕更有可能影響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并導致這一為習俗所鼓勵、又不為法律所禁止的慘無人道的罪行?！?

中國人從來都是十分勤勞的。馬戛爾尼說：“在整個路途上，我沒有見到一塊土地不是用無限的辛勞來加以耕作，來生產它能夠生長的每一種糧食和蔬菜。”“中國人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農民?！保ā吨杏⑼ㄊ苟僦苣陮W術討論會論文集》）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獲，農民們擠在一塊狹小的平地上，密集地進行勞動，精心選種育苗，進行精耕細作。事實上，乾隆年間的農業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巴羅則估計糧食的收獲率高于英國，他寫道：“在中國麥子的收獲率為15∶1，而在歐洲居首位的英國為10∶1。”

然而，人口的過度增長使乾隆盛世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饑餓的盛世。馬使團的來訪有力擊破了馬可·波羅以來一直流行在歐洲的中國富強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判斷從此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馬爾薩斯后來在《人口論》中用中國作為典型例子來論證人口無限制增長的可怕后果：

在一些國家，人口似乎受迫，人們習慣了靠盡可能少的食品生存。在這樣的國家一定曾有這樣一些時期：人口不斷增長，而生活資料卻毫無增加。中國看起來符合這種描述。假如我們所得到的對它的描述可信的話，那么下層階級的人民習慣于靠盡可能少的食物生存，并樂于食用歐洲工人寧死也不愿意吃的泛濫垃圾……這種境況下的國家必然會面臨饑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