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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判決，就大出英國人的意料了：

一是英國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等從根本上改革中國外貿制度的要求被斬釘截鐵地駁回，告以中華體制，不可變更。

二是處理“漢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堯處理此案時，皇帝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天朝向來嚴格控制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以防他們對中國內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國人直接闖到天津大沽來告御狀，顯然是有中國人在背后給出主意，至少也是顧問。要不然，外國人怎么會對告御狀這么門兒清？此事必須查清楚。

因此，李侍堯在調查廣州海關的同時，倒將更多的精力用于調查到底哪些中國人在英國人告狀過程中提供了幫助。

經過細致調查，兩個人物被確認與此事件有關，一是執筆請愿書的四川人劉亞匾，一是與洪仁輝有密切交易關系的安徽商人汪圣儀父子。

皇帝命令，將替英國人寫狀子的劉亞匾砍頭。汪圣儀依照“交結外夷罪”，被處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罰，以為其他敢于交通外國人的華人戒。

三是將敢于北上告御狀的英國人洪仁輝抓起來，以“勾結內地奸民，代為列款，希圖違例別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門圈禁三年，期滿后驅逐出境”。

這就是典型的中國方式。中國政府處理民眾上訪，一直是這樣的思路：一方面，懲戒不法官員；另一方面，對于上訪者也絕不給好臉子，以免鼓勵這種歪風。所有帶頭上訪者，不管有理沒理，最后從來沒有好下場。

出了這樣的事，皇帝認為是對外國人管理不嚴所致，他命令兩廣總督重新研究制定對外國人的管理辦法。李侍堯精心制定了《防范夷商規條》，上報皇帝，立刻得到了批準。

這些規定有的是新訂，有的是重申，具體內容如下：

按中國政府的規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間這個貿易期內可以在中國廣州停留進行貿易，其他時間必須回國，或者居于澳門，絕不許在廣州過冬。

在廣州期間，他們不許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須退回。“十三行街”兩邊都要派人嚴守，禁止外國人隨意出入。外國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國商人組織，外出到指定地方參觀學習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與中國人交往，中國人也不許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經常雇用中國人到浙江等地打聽各種物價高低，民間俗稱為“千里馬”。中國政府得知后嚴厲禁止，一旦發現，則嚴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買辦”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國人為他們服務。英國人說，“他們只能在地方官員佯作不知情的情況下才能雇用仆役”。

外商無事不許出門閑游，不能到廣州城內觀光，不得在江中劃船取樂。

外商不得在中國進行板球、足球等體育活動。

外商出門，只能步行，不許坐轎。

外商不得學習漢語。劉亞匾被處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讀書。（直至嘉慶年間的1807年，英籍教士馬禮遜到廣州學習漢語，還要遮住房間燈光，以保護他的中文教師。）

規定還重申，外商不許帶老婆來中國。因為番婦袒胸露臂，有傷風化。另外，中國政府一貫不歡迎外國人在中國久住。如果攜帶妻兒老小一同住在中國，很容易樂不思蜀，歡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輝做夢也沒想到，他自以為將留為后世傳奇的上訪就落得了這樣的下場。外國商人的受約束狀態進一步加劇，而他自己更是被關在澳門的囚牢里，苦苦熬了三年。天朝聲威不可挑戰，東印度公司的同仁們想盡了辦法，也無濟于事，只好任他一個人在中國人的監管下受苦。洪仁輝在寫給英國同行的信中說：“我被關在一幢像籠子似的四間小房子里，全部門和窗都上鎖，每晚七時，敲過鑼和竹筒四五聲后，即行上鎖。早晨六時才開啟，有兩個人睡在室內，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里，他可憐巴巴地說：“我的腳浮腫很厲害，我不得不穿一雙大鞋，在腳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腫紋，在伸腳時非常疼痛，希望醫生給一些藥物治療……”（《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

這就是中國和英國第一次交往的結果。

經過這次挫折，英國政府決定，必須派出使團，直接與中國政府建立聯系，否則中英間的貿易問題永遠無法解決。因此才有了開頭的那篇稟文。

事實上，早在明朝萬歷十一年（1583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就懷抱著種種夢想，給中國皇帝寫過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紐伯萊送往中國，不幸的是，這封信在中途被葡萄牙人截獲。

英國人無可奈何。那時的英國還是歐洲二流小國，只能任憑葡萄牙的欺負。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從萬歷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二百多年的時間里，英國已經從一個無名小國崛起成為頭號強國。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邁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后的英國革命結出了憲政之果，使英國率先在人類社會建立起了三權分立的憲政體制。憲政制度調動起了英國全國的活力。1652年到1674年間，英國連續多次打敗了荷蘭，將今天的美國徹底劃入其殖民圈。1756年到1763年，通過七年戰爭，英國又徹底打敗法國，將印度和加拿大歸于自己的統治，成為海上霸主。此時的英國早已稱雄歐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們稱自己為“世上最強大的國家”。雖然一個是小小三島，另一個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國家。一個人口只有八百萬，另一個人口多達三億。但國勢蒸蒸日上的英國人卻認為他們有充分的底氣來與東方巨人握握手了。

使團的團長是國王的親戚、著名外交家馬戛爾尼勛爵。這個使團規模十分龐大，成員多達七百人，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學者、醫師、畫家、樂師、技師和仆役，當然還有水手和士兵。這個使團不但是到那時為止的英國歷史上規模最龐大的，甚至也創下了歐洲歷史的紀錄。

使團的使命是與中國建立有史以來第一個正式的外交關系。英國人希望在中國設立大使館，與中國互派大使。希望與中國簽訂一個外交條約，建立穩定的外交關系。

當然，英國最迫切的目標是促使中國政府改革外貿體制，允許英國商人自由貿易，以減輕中國官員對外商的剝削和刁難。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大的胃口，他們還打算勸說中國開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來進行貿易，比如寧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順利，他們還打算提出一個他們自己也感覺有點過分的要求：給英國人提供一個小島，讓英國商人堆放貨物，并長年居住。此外，還有一個不是最重要的，卻為全體歐洲人所關心的任務：“在不引起中國人懷疑的條件下，使團應該什么都看看，并對中國的實力做出準確的估計。”（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戛爾尼使團分乘安裝了六十四門火炮的戰艦“獅子”號、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號和一艘小型護衛艦“豺狼”號，從英國南部的樸茨茅斯港乘早潮出發了。

為了敲開中國的大門，英國人確實動足了腦筋。

多年來與中國官員打交道，使他們深知中國政府的驕傲自大和剛愎自用。他們知道，如果以外交談判的架勢前往中國，很可能被拒之門外。所以他們找了一個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壽。當官不打送禮的，給皇帝拜壽，應該會受到皇帝的親自接見吧。

因此剛剛接到任命通知后，馬戛爾尼就向英國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將到來，特別要發出聲明，保證此行的目的不是強求改正過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國王參加向皇帝祝賀八十大壽的慶典，并附帶談一下兩國以后貿易的互利問題。”

對于使團的規模和座艦，英國人也是精心考慮。馬戛爾尼認為，要使中國對英國重視起來，必須使使團的外表令人注目。“對付一個如此驕傲的朝廷，它對西方國家的力量與重要性無知，而堅持東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須給予皇帝及其大臣以莊嚴華麗的印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艦作為大使座艦，并派輕裝步兵和野戰炮上船以作檢閱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國軍力。

在準備禮品過程中，他們更是費盡了苦心。他們知道，乾隆皇帝是一個喜歡西洋物品的人。他們也知道，其他歐洲國家的天主教士已經向中國傳播了一些歐洲的科技產品。不過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術了。“天主教傳教士未能把我們最現代的機器展示給中國人。把我們最新的發明如：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織布機介紹給中國人，準會讓這個好奇而靈巧的民族高興的。”（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

他們要選擇那些最能體現歐洲技術進步的產品，準備讓中國人大吃一驚。

他們帶上了他們所能想到的所有好東西：天體運行儀、地球儀、赫歇耳望遠鏡、帕克透鏡、氣壓計等科學儀器；還有蒸汽機、棉紡機、梳理機和織布機等工業機器；也有吊燈、座鐘、機織布料、韋奇伍德瓷器、帶有減震裝置的馬車、用特種鋼制作的刀劍等生活用品；也還有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等先進武器和裝備有一百一十門火炮的巨型戰艦“君王”號艦艇模型；另外還準備進行機械和光學示范以及熱氣球和復滑車表演，也準備進行陸軍、炮兵表演和銅管樂隊的演奏。

他們甚至還帶去了一個熱氣球駕駛員，如果皇帝感興趣，可以坐著英國的熱氣球到天上轉一圈。那樣，他就成為東半球第一個飛上天空的人。英國人充分相信，這些全人類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會讓中國皇帝大開眼界，對歐洲人刮目相看。因為他們通過貿易深知，中國的工業還停留在中世紀時代，與英國的差距實在是不可以道里計。

英國人判斷得很準。乾隆皇帝被這些還沒有到來的禮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國人到來前幾個月，皇帝就已經降旨給直隸、山東、江蘇、浙江、福建等沿海幾省最高長官，命他們無論何時遇到英國船只，都要馬上穩妥地護送進京，不得遲誤：“海洋風帆無定，或于浙閩江蘇山東等處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該督撫等如遇該國貢船到口，即將該貢使及貢物等項派委要員迅速護送進京，毋得稍有遲誤。”

對于使團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運問題，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該貢船到達天津時，若大船難于進（海）口，著穆騰額預備小船，即將貢物撥運起岸，并派員同貢使先行進京。不可因大船難以進口，守候需時，致有耽延也。將此傳諭各督撫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經過九個月的行駛，英國使團終于抵達了中國。1793年7月26日，他們抵達天津大沽口外。兩位中國官員登上了“獅子”號。寒暄過后，他們開門見山地詢問起“貢品”情況：“中國官員對于特使攜帶的禮品更是關心，正式請求先將禮品單送呈皇帝閱覽。這項請求自始至終是中國方面所最關心的問題。所有同使節團沿途接觸過的中國官員以及在廣州同東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觸的中國駐廣東官員無不提出這一個問題，足見他們對攜帶的禮品是如何的重視。”（斯當東《英使謁見乾隆紀實》）

并不是他們重視，而是他們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們所愿，英國人提交了“貢品”名單和詳細的說明。它們被迅速轉交給了皇帝。

英國人到達北京時，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歲生日將在這里舉行。皇帝命人將運到北京的英國禮品畫出圖樣，飛馬送到承德供他觀覽。由于一些禮品太大，運輸到承德可能損壞，皇帝特意指示，比較大的八件禮品在北京安裝，其余那些，隨“貢使”一起運到承德，讓他先睹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幾天，禮品圖樣一直沒有送到，這引來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訓斥：

貢使于十七日到園，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報到來，朕以金簡等必將如何裝飾，及西洋人并首領太監在旁觀看，是否得其安裝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報具奏，乃竟無一言奏及，殊為不解！……金簡、伊齡阿、徵俱著傳旨申飭……仍著金簡遵照昨降諭旨，逐一開具尺寸清單，一并迅速具奏，勿再遲延干咎。（《乾隆上諭檔》）

皇帝對禮品的關注顯然是一個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國人把這個理解成對英帝國的重視。與此同時，皇帝在使團北上的一路上又下達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員對英國人給予最高標準的禮遇。這使英國人認為，這意味著中國人充分認識到了英國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團很有可能順利完成使命，開辟中英貿易的坦途。

兩個國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續到使團到達承德。<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