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舞者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wǎng)網(wǎng)m.gzstf.cn），接著再看更方便。

二 乾隆十三年的風暴

也許是因為父親在位恰好13年，所以乾隆登極之初，就對13這個數(shù)字抱有不祥的預期。他說：“朕御極之初，嘗意至十三年時，國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計料所及者。”（《清高宗實錄》）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巧合。乾隆這個奇怪的預感竟然絲毫不差地實現(xiàn)了。這一年，乾隆遇到了兩件“大不稱心”的事，一件是金川戰(zhàn)爭進行到最困難的時候，面對小小頑敵清軍騎虎難下，清朝政府面子丟盡；另一件是孝賢皇后去世。

表面上看，皇帝起居仍按常度，似乎皇后的去世沒有影響大清帝國的運轉(zhuǎn)。事實上，古往今來，幾乎沒有哪個皇后之喪引起過國家這樣大的變故。

在乾隆皇帝看來，要有效寄托他的哀思，唯一的方式就是為皇后辦理一個風光盛大的葬禮，這樣才能配得上皇后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然而，皇后的去世，對皇帝和對別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其他人很難感同身受皇帝的悲痛。對朝中大臣們來說，皇后的喪事對他們不過意味著例行公事地完成喪禮禮儀，對各地疆臣來說，也不過是給皇帝寫一封表達悲痛的奏折而已。這是國朝百余年來的定例，誰也沒有料到這一事件會演變成一場全國官場的災難。

在葬禮辦理過程中，懶惰懈怠的官僚體系一再出現(xiàn)一些心不在焉的錯誤。皇后去世一個月后，皇帝閱看翰林院所制的皇后冊文，發(fā)現(xiàn)滿文譯文中將“皇妣”一詞不小心譯成了“先太后”，這一小小過失讓皇帝勃然大怒，命令把管理翰林院的刑部尚書阿克敦交刑部治罪。刑部見皇帝盛怒，揣度皇帝心理，從重判為絞監(jiān)候。不料暴怒的皇帝居然認為判得還不夠重，甚至因此認為刑部官員庇護原尚書，將刑部所有官員都一律革職，將阿克敦判為斬監(jiān)候，秋后處決。消息傳出，全國官員都大驚失色。

然而大家的震驚剛剛開了個頭。喪偶悲痛中的皇帝事事橫挑鼻子豎挑眼。五月間，因為皇帝認為皇后的冊寶制造得不夠精良，“甚屬粗陋”，配不上皇后的尊貴，把工部全堂問罪。又因為祭禮所用的桌子不夠干凈，把光祿寺主要官員一律降職。因為冊謚皇后時禮儀出現(xiàn)小小紕漏，禮部尚書也被降級。

事情到此遠遠沒有停止。清制辮發(fā)，十天半月就要剃頭一次。按滿族舊習，帝后之喪，官員們在一百天內(nèi)不能剃發(fā)，以表示自己專心悲痛，顧不上收拾自己的儀表。不過，這只是一種不成文的風俗，大清會典中并無記載，開國日久，一些滿族官員對此也已不甚清楚。十多年前，雍正皇帝去世時，許多官員百日內(nèi)剃發(fā)，朝廷并沒有追究責任。因此，皇后之喪中，許多人也剃了頭。皇帝發(fā)現(xiàn)之后，大動肝火，認為這一是證明官員們對已故皇后“大不敬”，心中無哀痛之情；二是證明朝廷綱紀不振，百年成法開始被破壞。一開始，他想把幾個剃頭官員一律處死，最后深入調(diào)查之下，他發(fā)現(xiàn)剃頭的人實在太多，幾乎無省不有，才不得不輕判。但對于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這樣的一品高官居然也剃頭，他卻無法容忍。震怒之下，他賜周學健及另一個違制剃頭的湖廣總督塞楞額自盡，湖南巡撫、湖北巡撫因此革職。

對于自己的孩子他也看不順眼。當他發(fā)現(xiàn)皇長子永璜和皇三子永璋在皇后的喪禮上表現(xiàn)得不夠悲痛時，立刻大發(fā)雷霆指責說：“今遇此大事，大阿哥竟茫然無措，于孝道禮儀，未克盡處甚多。”皇三子“于人子之道毫不能盡”。為此他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斷不可承繼大統(tǒng)……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殺伊等，伊等當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請王大臣共鑒，他絕不食言。

永璜與永璋因為這次事件，失去了競爭皇位的機會。

對兩個小孩子如此狗血噴頭地痛罵，顯示出皇帝正處于某種心理失常的狀態(tài)。他希望所有人都理解他的痛苦，他不明白天都塌下來了，為什么還有那么多人平靜無事？

皇后之喪風波中受處分的官員，從大學士、總督、尚書、巡撫到基層官員，不下百名。官場莫名其妙刮起了一場破壞力巨大的風暴。所有的官員都對皇帝刮目相看：原來在他們心目中一個溫和儒雅、寬厚仁慈、自制力極強的君主，竟然還有這樣喜怒無常、任性縱情、殘酷冷漠的一面，看來他們對皇帝實在是太不了解了。看來這個人畢竟是雍正皇帝的兒子，雍正的酷烈無情，他一絲不少地繼承下來了。

后人回顧歷史，發(fā)現(xiàn)乾隆十三年是乾隆一生政治的一大轉(zhuǎn)折點。“乾隆十三、十四年間，為高宗生平的第一變，由寅畏小心，一切務從寬大而一變?yōu)樯鷼⒂鑺Z，逞情而為。”（高陽《清朝的皇帝》）

從表面上看，這是一個鰥夫因為喪偶而導致的心理失常事件。心理學家說，處于喪偶期的人，最容易出現(xiàn)人際關(guān)系不協(xié)調(diào)，常無故指責別人。他們希望所有人都能體會理解他的痛苦，總覺得別人對他的關(guān)心同情不夠。當人們不能理解或感到厭煩時，他們的情緒就會出現(xiàn)強烈的波動。皇帝在極度悲痛中，無法控制自己，不加節(jié)制地釋放自己內(nèi)心的狂暴和仇恨，才造成了這樣的局面。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場風暴實際上也是皇帝對官僚集團壓抑多年的不滿的一次總爆發(fā)。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順風順水，寬大之政贏得了“萬民歡悅，頌聲如雷”。

但是，寬大必然有寬大的弊端。官僚集團具有深刻的奴性。作為一個整體，這個集團的性格是“蹬鼻子上臉”“給臉不要臉”。你對他們越寬縱禮貌，他們對你就越不客氣。從風霜嚴肅的雍正時期跨入寬大溫和的乾隆時代，一開始他們確實如沐春風，感激涕零，可是一轉(zhuǎn)臉，他們就開始故態(tài)復萌。乾隆皇帝希望他們以勤奮的工作來輔佐自己的“寬大之政”，可是他們卻迅速陷入懈怠之中。許多地方，所謂勤奮的官員“不過是按時上班，循規(guī)蹈矩地處理文件后，早早下班，回家閉門不見一客”。（《乾隆朝起居注》）至于懶惰的官員所作所為更不像話。乾隆元年（1736年）至十一年（1746年），安徽省未能偵破的重大盜案多達116起，已經(jīng)破獲的，也多是拖延著沒有判決。乾隆生氣地說：“可見從前的封疆大吏全未留心處理，以致積案如此之多。如此懈怠廢弛，盜風何時能息？”（《清高宗實錄》）

更為嚴重的是，雍正年間基本剎住了的貪污之風又開始抬頭了。乾隆六年（1741年）前后，先后發(fā)生了布政使薩哈諒貪污稅款、提督鄂善貪贓受賄、學政喀爾欽賄賣生童等貪污案件，讓乾隆十分震驚。

乾隆六年三月，山西巡撫喀爾吉善舉報自己屬下的官員貪污不法。舉報信說，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取錢糧稅款時，提高稅率，平時則擅作威福，縱容家人，宣淫部民”。并且舉報學政“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并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

乾隆帝看過這份舉報信后，十分氣憤。他說：“朕自登基以來，信任各位大臣，體恤官員們的辛苦，增加俸祿，厚給養(yǎng)廉，恩情可謂優(yōu)渥了。朕以為天下臣工，自然會感激奮勉，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污腐敗以犯國法者。不料竟然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如此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在是朕夢想之所不到。朕以至誠待天下，而這些人敢于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官員腐敗案不斷發(fā)生，又牽連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額財政赤字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因官員貪污挪用所致。乾隆總結(jié)說：“我看近年來虧空案漸多……其原因是他們的主管官員見我辦理諸事往往從寬，遂以縱弛為得體。”

在“寬大原則”下，社會治安也出現(xiàn)惡化現(xiàn)象。雍正實行嚴刑峻法，對私鹽查得很嚴，那些偷運私鹽的小民往往被治以重罪。乾隆上任之初，大發(fā)慈悲，允許老百姓少量販運食鹽。他頒布命令說：“貧窮的老少男婦，背鹽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許追究。”（《清高宗實錄》）不料命令頒布不久，天津就出現(xiàn)了大批農(nóng)民，“以奉旨為名”，大規(guī)模販運食鹽，每人所負不超過四十斤，然而架不住人多勢眾，數(shù)十百人糾集到一起，一次販運上萬斤，嚴重影響了鹽業(yè)專賣。乾隆慨嘆說：“我自登基以來，時時以父皇愛民之心為心……即如私鹽一事，我本想稍寬其禁，以周濟那些特別貧窮的百姓。然而那么多奸民卻乘機鉆空子，公然違背食鹽專賣，無所畏懼。看來則奸頑之民，不容我行寬大之政也！”

各種因素推動著乾隆逐漸對自己的“寬大之政”展開反思。乾隆五年，他寫了這樣一首詩：

念予志學時，所慕君子儒。

詩亦尊李杜，文亦宗韓蘇。

要歸踐履實，圣言非我誣。

即今持治柄，豈不慕唐虞。

措行始知艱，慮為空言徒。

裁詩銘座右，庶幾日警吾。（《御制詩初集》）

就是說，當初他上學時，學習的是中規(guī)中矩的儒家治道，信服圣人的思想，并要付諸實踐。做了皇帝，本來也想學堯舜，可是實行一段時間之后，才知道世事的艱難，也才明白儒家理想有相當一部分不過是“空言”。

在政治高端摸爬滾打了幾年，他終于掌握了專制權(quán)力運作的真諦：在專制政治中，皇帝一個人是“主”，其他所有臣民都是“客”。想委托客人治理好家庭是不可能的。寄希望于官員們的責任心和榮譽感，期望君臣共治，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xiàn)。他回顧康、雍、乾三代的統(tǒng)治，總結(jié)說：“由此觀之，數(shù)十年來，國家全依靠我們?nèi)实垡砸蝗酥吡χ鞒郑⌒陌盐諜?quán)柄，才使國家政治一直在軌道上運行。或者遇到是庸常之主，精神力量不能總攬國政，那么國家必然陷入混亂之中。”

即位十余年來，乾隆皇帝給官僚集團的整體打分越來越低。他認定，從整體上看，官員們行為的基本出發(fā)點都是自私的。他曾說：“諸臣之趨承惟謹者，多出自私自利之念。”他們遇事毫無定見，只知做表面文章，迎合討好皇帝。乾隆皇帝之政治原則是寬嚴相濟，然而到了官員那里，則變成了要么寬要么嚴，毫無原則，“朕于事之應寬者，寬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于寬。朕于事之應嚴者，嚴一二事，則諸臣遂相率而爭趨于嚴”，并不問寬嚴之由，“一人未改面貌，兩事迥異后先，人心不古，何至于茲！”

隨著經(jīng)受的挫折越來越多，乾隆皇帝越來越理解了父親的選擇。他發(fā)現(xiàn)，并不是父親不愿意寬大，而實在是官僚集團不容他寬大。他過高地估計了官僚集團的品格。經(jīng)過元代蒙古人的高壓，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開國過程中的屠殺，中國官僚集團的素質(zhì)和心態(tài)已經(jīng)大大不同于唐宋時代的士人，他們整體上放棄了人格尊嚴，放棄了社會理想，蛻變成了唯利是圖的“奴才”。乾隆發(fā)現(xiàn)，一旦他把這些飽讀詩書的“大人先生”們準確定位為奴才，在他們面前懸起官爵和財富，同時收緊繩索，舉起皮鞭，以“法”“術(shù)”“勢”來統(tǒng)馭他們，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風暴，確實并非偶然，乾隆已經(jīng)給出過多次警示。早在即位不久，他就說過：“若視朕之寬而一任屬員欺蒙，百弊從生，激朕將來不得不嚴之勢，恐非汝等大員及天下臣民之福。”乾隆四年（1739年）他又說過：“姑容于此日者，朕必綜核于將來。”

乾隆早就醞釀著對官僚機器來一次大震動，讓他們從渾渾噩噩中清醒過來，認清他并非一個懦弱可欺的庸主。今天，這個日子終于來了，來得如此出人意料。一向?qū)捄腿柿x的皇帝突然玩了一個大變臉，變成了一頭瘋狂暴怒的獅子。一時之間，大清帝國內(nèi)重新刮起了恐怖之風。

皇后之喪中那幾個掉腦袋的官員并不是乾隆十三年全部的不幸者。

乾隆十年（1745年）四月，川陜總督慶復等人奏報，四川金川間瞻對地方一些村寨的藏人劫掠行旅商人，甚至搶劫官兵銀物，“實非用兵不可”。乾隆于是派兵征剿。

圣旨一下，兩萬大軍齊集川北。乾隆要求將領(lǐng)們“殲滅根株，為一勞永逸之計”，徹底打掉這個為患多年的匪區(qū)。

不料戰(zhàn)爭的進展遠遠超出乾隆的意料。清軍嚴重缺乏高海拔地區(qū)作戰(zhàn)的經(jīng)驗，表現(xiàn)也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一直到乾隆十三年，用兵20多萬，耗銀2000萬兩，還是屢屢失利。在倒霉的乾隆十三年，連剃個頭都成了死罪，更何況兵敗失地！金川戰(zhàn)爭前后三任統(tǒng)兵大臣慶復、張廣泗、訥親都在劫難逃。按理說，這三個大臣以前都是深得乾隆皇帝信任的有功之臣，特別是訥親，他是康熙皇后的親侄子，乾隆皇帝親手提拔的首席軍機大臣，乾隆曾說他“為第一受恩之人”。然而，在這不祥的乾隆十三年，乾隆把這些都忘了，在他眼前，不再有什么“功臣”“皇親”“朋友”，只有一個個“辜恩枉法”、辦事不力的“奴才”。張廣泗被處斬。訥親被賜了一把“遏必隆刀”，在四川軍中自己抹了脖子。慶復則被賜了條白練，懸梁自盡。

從乾隆十三年起，乾隆由儒入法，拋開了寬大仁慈的面具，拋棄了“以禮治天下”的夢想，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屠刀和鞭子。

乾隆十三年前，皇帝對于全國的死刑犯一直網(wǎng)開一面，能不處死的，盡量不處死。乾隆十四年秋審朝審，皇帝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決，均即處死。以前多次批準緩刑的老犯也不免歸于一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十六年（1751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壽，按常規(guī)，這兩年死緩犯一律不處決。然而乾隆宣布，貪污挪用的官員不在不處決之列，寧可破壞大慶的氣氛，他也要置貪官于死地。

對于貪污官員，他拿起了雍正皇帝用過的老武器，命令他們自填虧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還要苛刻。乾隆十二年（1747年），他規(guī)定，凡是因為貪污挪用導致公款虧空而被判死緩的，都要用自家資產(chǎn)賠補虧空。沒能賠補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額超過1000兩，貪污者超過80兩，就要執(zhí)行死刑。這一道命令，要了許多貪官的命。

對待民眾反抗事件，他的處理也分外嚴厲。乾隆十三年，福建發(fā)生老官齋教案，乾隆說：“此案務須……痛絕根株，以絕后患。不但首惡，不可漏網(wǎng)，但奸匪余孽，有一二人存留，即如遺蝗蝻種，深為地方之害……其余逆黨，即多戮數(shù)人，亦使奸徒，知所畏懼。”乾隆二十年（1755年），成都發(fā)生民眾騷亂，他指示說，“所獲的要犯杖斃數(shù)人示警足矣，不必具題”，使自己的統(tǒng)治加入了明顯的恐怖色彩。

他大力整頓軍紀。鑒于金川戰(zhàn)爭的不利，乾隆特別宣布，凡關(guān)系軍務的犯人，更要從重處理，“不少假借”。凡武職官員，臨陣畏葸者，一律不得保全首級。金川戰(zhàn)爭進展不利，使乾隆充分認識到清朝武裝力量的廢弛，因而力圖整頓。他特別在香山建立了健銳營，訓練強兵勁卒，自己經(jīng)常前去檢閱訓練。（《清高宗實錄》）

從這一年開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關(guān)系，從此變成了刁鉆刻薄的主子與屏息而侍的奴才間的關(guān)系，或者說嚴厲的班主任與小學生的關(guān)系。下面的小學生稍有小動作，額頭上就會遭到老師的粉筆頭。誅殺和折磨大臣，越來越成為乾隆發(fā)泄自己不良情緒的主要渠道。他動不動斥責官員們“婦寺之仁”，強調(diào)“水弱易玩”，無論是在語言風格，還是思想方式上，都是對雍正當年的重復。在實踐中，他的嚴猛程度則超過了雍正。“他之所以后來名聲遠較雍正為好，一是因為初期刻意樹立的寬仁形象不會立刻被人們忘掉，另一個，是在君臣關(guān)系上，他并沒有像雍正那樣大搞陰謀欺騙，大搞神道設(shè)教，使臣民產(chǎn)生強烈的逆反心理。”（《康雍乾三帝統(tǒng)治思想研究》）

進入中年之后，皇帝對大臣們的觀察越來越細，批評和警告越來越多，越來越不留情面。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因為偽稿案辦理不順，指責外省大臣說：“外省辦事習氣，多涉虛偽”，“朕于各督撫所辦事件，雖欲深信，而不可得矣。”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大學士陳世倌在山東置買了一批田地。陳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謂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兒女親家，在山東買地，是為了在曲阜更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勢力永遠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皇帝偵知，皇帝十分惱火，不顧陳氏為愛新覺羅家族辦了一輩子的事，對他大加折辱，說：“他本是浙江人，而在山東置私產(chǎn)，想分孔氏余潤，這豈是國之大臣所為？”陳世倌立刻被革職，乾隆還特別囑咐：“今既革職，傳諭山東巡撫，不許他到山東居住。”語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與其父一般無二。

乾隆十七年，他在批評官場中調(diào)和模棱風氣時，評價了所有的現(xiàn)任總督，并且指出，現(xiàn)在他對全國主要官員的脾氣性格都已經(jīng)有所了解，不會再受他們欺騙了。他說：“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zhuǎn)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兩江總督）慣用此術(shù)，方觀承（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四川總督）、喀爾吉善（閩浙總督）、黃廷桂尚存本色。阿里袞（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云貴總督）更復不能……諸臣心術(shù)才具，日熟復于朕胸中，任術(shù)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他訓斥貴州巡撫宮兆麟時，居然當眾提及了他的外號：“看來宮兆麟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于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號。”絲毫不顧這位大員的正省級級別。<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