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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浦坐在電腦前，慢條斯理寫著他的博客，不知怎么，今天的思路有些不暢。呷了一口茶，醒醒腦，心里忽然一動，隨即打開抽屜翻弄，在筆記本、鑰匙圈、名片等一大堆雜物下，找到了一封信。

這是一個中式信封。右上角貼著印有中華民國郵政字樣的郵票。從里到外、從上到下，寫的都是繁體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種。

想起來，這封信還是阿陶給他看的。看過了，隨手往抽屜里一丟，沒有還給阿陶。

阿陶自小喜歡古玩，有事沒事就跑博物館。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緣，經常前來請教。從廠里出來擺地攤后，找李安浦的次數就更多了。

記得那天，他悄悄來到李安浦辦公室，手抖了幾抖，從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給李安浦。

“這是從臺灣寄來的……他說，他過幾天要來谷安，找幾個文化人聊聊。我認識的文化人，只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誰寄給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臺灣人？”

李安浦覺得有些滑稽。十幾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樣。那時候，港臺那邊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陸親戚，把去往港臺的大陸人鄙夷為“表叔”。沒想到，阿陶的表叔是臺灣人。

“他在臺灣是什么老板，想來谷安投資嗎？”

“這……我也說不清楚。”

阿陶一臉茫然。

他對于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癥的母親在逝世前幾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訴阿陶說，他們家在臺灣花蓮有一個麗表嬸，年齡跟她相仿，只比她大半年。1949年從上海跟丈夫去了臺灣，從此音訊全無。文化大革命前夕，麗表嬸卻突然寄來了一封信。幸虧投遞員也沾著一點親，沒有聲張，母親收下信件后，看了一遍就銷毀了，并且執意不讓父親回信，這件事才算過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沒有來找過任何麻煩。不知怎么，母親臨終前竟突然提起這件往事。恰恰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時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經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到處都在談論改革開放。可是，來大陸探親的臺灣人還很少，來谷安投資的企業家也不多。不管怎么樣，誰都得小心翼翼。

一個多月后，阿陶的表叔真的來到谷安。他矮而稍胖，皮膚白皙，看來因為不節制飲食，肚皮已經明顯地腆出來了。圓圓的臉上戴著一副碳素眼鏡，說一口閩南腔調濃濃的普通話，很有些儒雅風度。

阿陶陪著表叔，來到博物館。一見面，表叔就握著李安浦的手說：

“李館長，久仰，久仰！我聽阿陶介紹，你給了他很多指教和幫助。我叫黃春明，但不是那個臺灣鄉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寫過小說，編過電影，還在臺北的一份報紙做過主筆，不過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們一起吃頓飯，敘談敘談。您再幫忙約幾個本地的畫家，最好是畫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嗎？”

黃春明顯得自來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說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請哪些客人，定哪家飯店，點哪些酒菜。當然最后必須由他埋單，決不允許李安浦請客。

阿陶在一邊也說：“李館長，這次你就聽我表叔的吧！”

在谷安，能夠稱得上文化人的，其實并不多。李安浦掰著手指排隊：老畫家米祚之，他的兒子米誠，畫家楊不二，書法家倪府田，《谷安報》記者兼作家文棟，自己也算一個。加上阿陶和黃春明，也就八九個人吧。

席間，大家頻頻舉杯，談笑風生，原有的拘謹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黃春明非常健談，一會兒講蔣介石的長子蔣經國小時候怎么被視作“問題少年”，后來去美國留學，移民局又怎么把他列為不受歡迎的人，驅逐出境。一會兒講那個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么多情，又怎么無情。他所講得這些，對于生活在小城谷安的人來說，顯得新鮮而有趣。

作家文棟喝了幾盅酒，臉頰一下子漲紅了，心里興奮，話語也多了。下午，他特意將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說集簽上名，托阿陶送給黃先生，請黃先生多多指教。誰知，黃先生讀了一個多小時，一見面就說了幾條意見，令他耳目為之一新。

“如果你的視角再拓新些，更能成大器！”黃春明思忖片刻，又說，“你再努力一下，兩年后，我可以幫你在臺北出版一部小說集。但必須在兩年以后。”

他沒有說明理由。但是文棟覺得，他肯定是讓自己在這兩年內再努一把力，寫得更成熟些，心里很是感激。玩了十幾年小說，出書的酸甜苦辣他是嘗夠了，他曾狠狠地啐一口，以后再也不出書了！可是，寫了書沒辦法出版，這樣的作家還有什么屁用！沒料想，阿陶的這位臺灣表叔頗具慧眼，答應幫助自己出書。文棟悄悄地觀察著黃春明的神色，似乎找不到什么狡詐的成份，一舉一動，多的是文人的儒雅。看來他是慎重的，要不，也不會說在兩年以后。

文棟不由站起身，向阿陶敬了一杯酒。往常，文棟雖然跟他有些交往，但心目中沒有將他當一回事。今天卻不能不對阿陶刮目相看了。

阿陶端起酒杯，將滿滿的一杯五糧液傾入喉嚨口。他嘿嘿地笑著，顯得分外豪爽，又有難以掩飾的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