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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杜月笙在南京的嗎－啡生意敗露，戴笠有意放他一馬，保住了杜月笙在社會上的紳士名譽。

第二次是本年度杜月笙的門徒徐樊昌，因暗中與官僚勾結，大做棉紗買空賣空的投機生意，一下子賺了幾十萬銀元。不過，他這樣做的后果卻使城內不少中小商人傾家蕩產，逃的逃，自殺的自殺，一時間弄得無數完好的家庭家破人亡，于是民眾憤怒，輿論嘩然，引起了商界、政界的軒然大波。

蔣介石得知后，立即命令戴笠嚴辦徐樊昌。戴笠得令，有意把這案子交給杜月笙的另一個徒弟王兆槐執行。王兆槐當時正任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長。王奉命后，先去密告杜月笙，這是杜月笙定下來的規矩，凡是他的門徒，只要聽到有關與幫會有關的情報，都密報，否則便是欺師滅祖之罪，將受到懲罰。

徐樊昌得知后，嚇得屁滾尿流，只好求助他的師傅杜月笙。

杜月笙親自出馬找戴笠商量，請他代為幫忙，給徐樊昌一條生路。其實戴笠早知杜月笙會求他，并想好了對策。他告訴杜月笙，回去后要徐樊昌先拿一部分錢買幾架飛機捐給宋美齡主持的航空委員會，讓夫人在暗中替徐在蔣介石面前說情，替杜月笙、徐樊昌鋪好路。最后，蔣介石把這個案子交給了戴笠，戴笠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送給杜月笙一個天大的人情。

兩次幫助，戴笠分文不取，杜月笙萬分感謝，一直無機會報答，做為江湖中大哥大的杜月笙一生把持不欠朋友人情的做人準則，對戴笠的再次援手耿耿于懷。

這次戴笠按毛人鳳的提議找到杜月笙。杜欣然同意，并解囊捐出5000支快慢手槍，支持組建特務武裝。

特務武裝組織有關部署已經開始實施，這時候，戴笠感到缺乏一些既懂軍事，又懂特工的雙料人材。就在這時候，有一位名叫陳旭的軍人來訪。

這陳旭原是東北講武堂第四期炮兵科畢業，后由張學良送往日本炮兵學校（注釋：1908年春，年少的蔣介石曾東渡日本而進入了東京振武學校，被編入炮兵班；1910年冬，蔣介石在振武學校畢業遂按慣例被派赴日本高田陸軍第十三師團野炮兵第十九聯隊為士官候補生）留學深造，回國后曾擔任過炮兵教練、炮兵團長，并在東北軍舉行步、炮、工、空軍立體演習時，當過總指揮王以哲的助手，有很強的組織與計劃才能。戴笠很高興，現在正需要這樣的人材。

在錄用之前，戴笠找毛人鳳、沈醉等人一起來到辦公室，戴笠問陳旭道：“自從張學良被囚禁以后東北軍已基本解體，你是否愿意到我這里工作？”

陳旭連忙做揖道：“陳某人正是這個意思，因擔心不予收留，所以不好開口。戴老板既然愿意收留，在下感激不盡，今后一定努力工作！”陳旭的事就這樣定下來了。

陳旭走后，戴笠令葉、趙兩女特務關上門，不許任何人進來，然后示意毛人鳳、沈醉進入密室如此這般商量。。。。。。

人說少帥張學良之父－－張作霖專列當年從燕京返回沈陽途中是被日本人埋設的炸彈而不治身亡－－1931年9月18日晚，日軍向沈陽城攻擊，“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在短短的4個月時間里，日軍攻城20座，略地千余里，直至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中華民族陷入空前未有的大災難中。

應該說，蔣介石對日本人侵略中國東北的野心早已洞悉，但他此時的注意力仍然放在鞏固南京中央政權。為此，他要不斷地面對地方軍閥虎視眈眈的挑戰，更要不遺余力地“圍剿”紅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他對日軍在東北軍事行動的反應和政策的選擇。

既然無力應付日軍的入侵，似乎是只能實行“不抵抗政策”，無力收復失地，只能寄希望于國際力量的斡旋。而此時的日本正是看透了蔣介石的**本質和地方軍閥的掣肘，又發現了英美等國疲于應付世界經濟危機而無力顧及，才敢無所顧忌地發動九一八事變。

當時接替父位主政東北的張學良對日本的侵略野心也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曾說：“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給日本。”而日本方面則不斷給張學良施加壓力，并且利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制造戰爭借口－－后終于演變成全面侵華戰爭。。。。。。

三大紅軍主力會師陜甘不久，奉蔣之令張、楊分率東北軍、十七路軍曾前去攻打陜甘的紅軍；1936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的50歲生日，上午9時，各界在洛陽西宮軍校廣寒宮為蔣祝壽。。。。。。

此慶祝活動一結束，張學良和閻錫山就去拜見蔣介石，希望能夠勸服蔣介石停止內戰，立即抗日。

然而蔣介石態度堅決，非要消滅“**”以永絕后患，并對工人進行了訓斥。

張學良、閻錫山只得沮喪地退出。

次日張學良就離開洛陽返回西安。

蔣介石在洛陽的一個多月里，調兵遣將，部署一場大規模的“剿共”內戰，他把解決兩廣事件的嫡系和精銳之師約30個師的兵力北調，集結在平漢線的漢口至鄭州段和隴海的鄭州－－靈寶段，伺機開入陜甘；同時下令擴建西安和蘭州機場，將用麥、棉借款在美國購買100架新式戰斗機、轟炸機都部署在西安、蘭州機場。

另外，他又馬不停蹄地偕夫人宋美齡飛太原、飛濟南、飛綏遠，先后會見閻錫山、韓復榘、傅作義，安撫和策動非嫡系勢力，集中力量，緊密配合，共同“剿共”。

同時，蔣介石大肆鎮壓全國日益高漲的愛國運動。11月23日，蔣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的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章乃器等七人，制造了“七君子事件”。

對此，張學良十分氣憤，立即飛往洛陽，勸蔣釋放七君子，并遞交了請戰書。然而張學良，在幾次向蔣諍諫均遭拒絕和痛斥，心情沮喪。

回到西安他向楊虎城袒露心跡，兩人進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商量最后解決的辦法。

最后楊虎城提出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打算，令張學良大吃一驚。

蔣介石在洛陽經過一個多月的部署后，于12月4日身著戎裝，帶領大批高級將領從洛陽乘專車，再次來到西安，駐臨潼華清池，下榻于五間廳。

蔣介石到達西安后，立即著手實施新的“剿共”計劃。鑒于東北軍、十七路軍將領一致不愿“剿共”的狀況，蔣決定讓蔣鼎文、衛立煌代替張、楊。

若張、楊服從中央命令，把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全部投入前線，則要在中央軍監視下“進剿”紅軍；如張、楊不愿“剿共”，就把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把陜甘讓給中央軍。顯然，這兩種辦法都是逼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走向絕路，12月7日，張學良再次向蔣介石哭諫，8日，楊虎城亦前去勸諫，都被拒絕。

二人商量決定了抗日救國，應立即采取行動，實行兵諫。

因此，張、楊二人開始小心謹慎地調兵遣將。張學良決定讓自己的心腹總部衛隊一營和二營去捉蔣。為了穩妥起見，他又將在固原的第十八團團長劉桂伍調回，和己在西安的騎兵第六師師長白鳳翔一同參加捉蔣。

張學良一再強調：“千萬注意，不要傷害委員長。把委員長平安帶回城里，不到萬不得已，不準開槍，委員長一定要活著帶到。”與此同時，蔣介石也在謀劃如何整治張學良。12月9日，蔣介石給邵子力寫了一封密信，要他通知《大公報》，發表撤換張楊的秘密指示。

12月10日，蔣介石召開了一個沒有張學良和楊虎城參加的重要軍事會議，最后確定了“剿共”的計劃，解除張、楊的職務，將東北軍調往福建、十七路軍調往安徽，由中央軍充當“剿共”主力，定于12日頒布向紅軍發動總攻擊令。

蔣介石的軍事活動使張楊發生疑懼，他們感到蔣介石對他們已不信任，不重視他們了。尤其是張學良與蔣介石的政治矛盾已公開化，最后攤牌的時間已迫在眉睫。

12月11日，張學良仍不動聲色，一切如常，白天他來到華清池見蔣。蔣介石照常召見、安撫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將領，申斥辦事不力的人，按他的原計劃，12月12日他將離開西安回南京。

11日晚，蔣介石在臨潼舉行一個告別宴會，張學良參加宴會，并始終陪伴在蔣身旁。晚宴結束后，張學良親自開車送幾位軍政大員趕往新城大樓，參加以他和楊虎城名義舉行的招待會。

新城宴會在晚10點結束后，南京來的軍政大員們個個酒足飯飽，醉意醺醺。張學良、楊虎城送走客人后，馬上返回各自公館，宣布兵諫計劃。

12日凌晨2時許，擔負扣蔣任務的白鳳翔、劉桂伍、孫銘九、王玉瓚等分乘汽車、摩托車，風馳電掣地向臨潼駛去。

當王玉瓚率陳旭、馬體玉等多人沖進二道門時，蔣的侍衛驚醒后，憑借門窗拼命抵抗。頓時槍聲大作，子彈橫飛。

王玉瓚和陳旭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過荷花池，繞道貴妃池，躍到五間廳前平臺上。一見蔣住的三號門半開著，他們就飛步闖進臥室。發現蔣剛剛逃走于是王、孫便帶兵在驪山展開了大搜索。

最后，孫銘九在驪山的一個山洞里找到了蔣介石，只見他全身凍得發抖，蔣抬頭看了孫一眼又趕緊避開，說：“你打死我吧。”

孫銘九說：“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此時，蔣介石臉色蒼白，赤著雙腳，上穿一件古銅色綢袍，渾身都是塵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