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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凱聽見有陌生的聲音,趿拉上拖鞋迎到了門口,見一位胖胖的老者穿著一件臟兮兮的白警服,斜挎著一個綠書包,手拿著警帽扇著風,喘著粗氣跟在顧紅星的身后,像追不上他似的。老者胖胖的身材把警服撐得盡是皺褶,就像他臉上的那些慈祥的皺褶一樣。
“你看你,有客人也不先說一下,好歹咱們也收拾下。”馮凱對顧紅星說道,“請老人家先進屋,咋這么沒禮貌呢。”
馮凱用這種長輩的口氣和顧紅星說話,一開始只是為了內心的小九九,不知不覺已形成了一種習慣,好在顧紅星也從沒覺得有什么不妥。
老人家叫潘冬,祖籍在龍番市。他自己說名字后面加個“子”的話,就和1974年熱映的經典故事片《閃閃的紅星》里的主角名字一樣了。不過他自己的經歷毫不遜色于潘冬子,他10歲起,就隨著家人到大山里躲避鬼子的掃蕩,青年時期還參加過游擊隊,親手殺過鬼子。后來加入了八路軍,做了一名偵察兵。既然是偵察兵,就多多少少要學習一些根據痕跡追蹤的知識。不知道為什么,潘冬在痕跡方面似乎很有天分,不僅僅學會了痕跡追蹤,還翻出了很多民國時期關于指紋鑒定的書籍,自學了指紋的知識。就這樣,1949年后,他轉業到了上海市公安局,成了國內第一批研究痕檢技術的專家。
因為在痕檢專業的突出表現,潘冬被公安部聘請為公安部民警干校的兼職教員,也就是現在說的客座教授。顧紅星拿到的那些油印材料,有相當一部分都是潘教員撰寫的。
潘教員每年都會受公安部的邀請,來公安部民警干校給培訓班的學員們講一堂課,算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實用教程吧。這一期的培訓班,他如約來授課,可是學校的招待所卻住滿了。因為顧紅星他們的宿舍有空床,他又是潘教員的老鄉,所以潘教員主動提出來和顧紅星一起住。
馮凱沒想到這個其貌不揚的胖老頭兒,居然這么有來頭、有文化,頓時心生崇敬,趕緊請潘教員坐了下來。
“我啊,最喜歡人多的地方了。”潘教員笑吟吟地坐在桌子前面,變戲法似的從包里拿出一瓶茅臺。
“我的天,還有茅臺喝。”馮凱一喜,居然在警校里都有酒喝,不像在現代,公安和酒,完全就是互斥啊。他數出幾張飯票遞給顧紅星,說:“今天禮拜二,食堂里只有大白菜燉粉條,你就多買一些來吧。”
“沒事,我這兒還有!”潘教員又從包里拿出一袋花生米,說,“我年紀大了,晚上不喝點,睡不著。”
顧紅星不怎么喝酒,在不熟悉的人面前更不會喝酒,任憑潘教員怎么勸,他都是躲閃著眼神、搖擺著雙手。馮凱則毫不客氣,和潘教員一邊侃大山,一邊把一瓶茅臺喝了個底朝天。其實,馮凱心里很訝異,因為自己原來的酒量也就二三兩,可是現在借著這具身體喝了半斤居然臉不紅、心不跳,這以后和人拼酒可就不怕了。
潘教員的戰爭故事也著實精彩,馮凱聽得入迷,覺得比現代最好看的抗日劇還要精彩。而顧紅星更感興趣的是潘教員在1949年后破獲的一系列大案。他也是津津有味地在一旁安靜地聽著,在潘教員問到他痕檢技術的時候,他卻因為緊張而支支吾吾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潘教員倒是毫不為難顧紅星,只是豁達一笑,然后有深意地說道:“相信我,這門技術會給你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馮凱心中暗笑,心想,這應該是我的預言才對吧?
不知不覺聊了四個多小時,學校吹熄燈號了,潘教員也酒過三巡、有些微醺了。清醒的顧紅星想和潘教員說說“女工案”,可是不好意思開口,于是自覺地開始收拾飯盆。等洗完碗回來后,發現馮凱和潘教員都已經睡著了。
躺上了床,顧紅星久久不能入睡。雖然他看起來波瀾不驚地聽完了整晚的故事,其實他的心里還是風起云涌的。小青年旺盛的雄性激素刺激著他的思緒,畢竟是個七尺男兒,無論他如何不自信,無論他如何不會和人相處,無論他開始多么抵觸當警察,但那種披肝瀝膽的豪邁情懷依舊充斥著他的心懷。雖然他出生在和平年代,但依舊渴望那種橫刀立馬的曠達人生。也是在這天晚上,他第一次對公安這份職業,有了些許向往和希冀。
國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是啊,作為一名公安,在和平年代,也一樣是馳騁疆場、保家衛國啊。我的身體不行,可以去練,練不出來,我也可以用手中的指紋刷來為前線的戰友們送上子彈。只要是保衛祖國、保衛人民,和作為一名工人建設祖國有什么區別呢?
想著想著,顧紅星也進入了夢鄉。他夢見自己騎著一匹火紅的駿馬,在草原上奔馳,他穿著潔白的警服,挎著五四式手槍,威風凜凜。突然,他的馬似乎失了前蹄,他驟然從馬背上摔了下來,在草地上翻滾著。
“你搖我床干什么?”馮凱的聲音從另一側床鋪響起。
“沒有啊。”顧紅星也清醒了過來,還是感覺天旋地轉。
“不好!地震了!快跑!”穿著背心的馮凱從床上跳了起來,拉起顧紅星的胳膊就躥出了宿舍。
很多宿舍都亮起了燈,也有學員和他們一起跑到宿舍樓外的廣場上。馮凱此時很蒙,沈陽怎么會有地震呢?這也太嚇人了,這個年代是磚混結構的樓房,恐怕五級地震都扛不住吧。如果他死在了這個年代,還怎么和顧雯雯重逢啊?
“不,不對,我們得回去!”顧紅星說完,從廣場轉頭向宿舍樓里跑。
這時候,馮凱才想起來,自己的宿舍里,還住著個潘教員。潘教員晚上喝酒喝得有點醉,此時似乎還沒有醒來。
兩人沖進了宿舍,一把拉開了燈。沒想到胖胖的潘教員此時匍匐在床邊的地面上。他的胳膊沾上了黑灰,和白色的背心搭配起來,就像是一只趴在地上的熊貓。
潘教員見他們進屋,一手按著腰間,一邊怒喊道:“關燈!開什么燈!”
馮凱頓時就笑了。從潘教員的姿勢來看,是晚上故事說多了,恍惚之間還以為在打仗的年代。地震發生后,潘教員從睡夢中醒來,以為是有敵情,于是做出了這副臥倒、隱蔽、準備掏槍的姿勢。而此時開燈出現亮光,就是暴露自己了。
“不是打仗啊,是地震。”馮凱忍著笑,去拉地上的潘教員。
“喲喲喲,不行,不行,我腿麻了。”潘教員也徹底清醒了過來。
“我背你,快走。”顧紅星蹲下,一把把潘教員扶到背上,可憋了半天勁,仍然怎么也站不起來。
“我來吧。”馮凱替換了顧紅星,把潘教員順利背出了宿舍樓。
在這個過程中,馮凱其實已經反應了過來。這根本不是什么沈陽地震,而是1976年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的唐山大地震
(9)
。沈陽只是震感強烈罷了。
背著180斤的潘教員,馮凱并沒有感覺到累,并不是因為他有多強壯,而是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責當中。來到了廣場,他都忘記把潘教員放下來休息。
顧紅星發現了馮凱的異常,試圖詢問他怎么了,可是馮凱根本聽不見他在說什么。
馮凱想著,如果自己能向上級預報唐山大地震,是不是就不會死那么多人了呢?可是他轉念一想,自己似乎也改變不了歷史。首先自己并不記得唐山大地震的具體時間,其次即便他去預報了,無憑無據的,恐怕最大的可能是被當作一個精神病人給抓起來吧。想到這里,馮凱沉重的心情也就釋然了一些。
潘教員的雙腿已經恢復了知覺,可以正常行走了。他對顧紅星和馮凱感激至極,他說,患難中才可以見真情。兩人的行為,讓潘教員想起了戰爭年代的戰友情,十分感動。馮凱趕緊把顧紅星推到潘教員面前,說第一個想到沖回去找潘教員的可是他,這個功勞自己可不敢亂搶了。
潘教員聽完更是感動,他背著手,繞著瘦弱的顧紅星走了幾圈,瞇縫著眼睛打量這個靦腆的年輕人。顧紅星哪受得了,他幾乎連手都不知道該放在哪兒了。潘教員對顧紅星說:“我覺得你,不錯。我把我辦公室的電話和地址都寫在你筆記本上了,以后工作中遇見技術難題,記得來電話或電報,保證藥到病除。”
多么淳樸的報答方式啊,馮凱想。
我什么時候能有潘教員的這種自信?顧紅星想。
在信息不發達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突然發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學校領導甚至都不知道是什么情況。老師和學員們在廣場上聚集了一個小時的時間,天似乎都要亮了,大家這才發現應該不會有余震了,于是紛紛又回到宿舍補了一會兒覺。
第二天的課程照常繼續,中午時分,大地震的消息總算是傳到了學校里,而學校的總教官也在午飯后吹響了緊急集合哨。
在這屆學員整齊的隊列前方,總教官通報了唐山大地震的大致情況。一座工業城市,在一夜之間,幾乎夷為平地,鐵路甚至都已變形,交通幾乎癱瘓,傷亡人數以十萬計。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多地設置了唐山大地震傷員救治點。可能在今天下午,就會有傷員被送到附近救治點進行救治。學校領導決定,公安部民警干校在校全體學員,打點行裝,趕赴傷員救治點,為救治點的傷員搬運、秩序管理、物資運送提供保障。其間所有課程,改為自學。
不管什么年代,公安的行動力和執行力都是相當強的,就在總教官訓話后二十分鐘,學員們已經紛紛打點好背包,跳上一字排列的解放牌卡車的車廂,向救治點進發。
對馮凱來說,這種事情司空見慣了。在二十一世紀,公安可以說是對社會覆蓋面最廣的一個職業了。疫情當前,警察不退;洪水來襲,警察不退。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都少不了警察的身影。別說在最基層的派出所了,就是在局機關刑警支隊工作的日子,馮凱也會經常被派到一線去執行各種各樣的任務。
而對顧紅星來說,這算是一件相當新鮮的事情了。看著那一輛閃著警燈的北京吉普在車隊前引路,看著整齊的卡車車隊在發動機的轟鳴聲中進發,看著車廂里衣著整齊的戰友們斗志昂揚,顧紅星似乎有一種即將趕赴戰場的激動和渴望。前一天晚上在顧紅星胸中涌動的那股激情,此時更加強烈。
幾個小時車程之后,他們抵達了救治點。這是一片空曠的平地,無數工人正在搭建帳篷作為臨時救治、住宿的地點。雖然現場很簡陋,甚至用水都要去附近拿水桶裝。但這種場景讓馮凱立即想到了2020年的火神山、雷神山方艙醫院。是啊,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全心為民的政府的指揮下,在全中國人民的團結奮進中,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才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無論是1976年,還是2020年,在天災面前,中國人只有團結一心,才能昂首挺胸、同舟共濟、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