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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當作白人還是頭一次。剛開始的時候我非常不習慣。克魯說，白人在加納人的心目中等于是有錢人。這讓我想起那些滿大街與老外牽手的中國女人，誤把洋人都當成了富人。我和老板阿龍走在阿克拉的街道上，經常聽到有人“master！master！”地叫，阿龍問我那是什么意思，我說叫你主人呢？就像百年前國人常說的“大人請安”的意思。沒想到在國內無論多努力都很難當家做主，無論年紀多大都很少有人把你當“大人”，而到了加納，不費吹灰之力就榮升大人了，不禁飄飄欲仙，神魂顛倒。

后來的經歷證明，原來在加納當大人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將之歸納為過三關。首先是警察關。有一次行在路上，車子被警察攔住了，阿龍和我一動不動地坐在車里。克魯警告說，千萬別把頭伸出窗外看熱鬧，只要不讓警察看到車上有白人就沒事。阿龍和我像兩個心虛的偷渡客，大氣都不敢出。沒想到警察不吃克魯那一套，我看到一名穿制服戴大蓋帽的男人往車子的方向走過來。到了車子旁邊，我看見了他腰間別的手槍手里持的警棍。

然后，我又看見一張黑不溜秋的臉和車窗親密接觸，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發現了新大陸。最后，我看見兩只圓滾圓滾的手臂，大搖大擺地游離而去。克魯回來時，沖著車里的我喊到：“andy，你出來。給他七萬塞地吧。”七萬塞地等于七十塊人民幣，不算貴。我望了阿龍一眼，阿龍說：“給他吧！這個黑鬼！”

我走下車子，戰戰兢兢來到“黑鬼”面前，從厚厚一打塞地中取出7張遞給他，沒想到警察不收，他盯著我手里厚厚的塞地，賊眼一轉，說：“我改變主意了！十萬！”我急于要擺脫困境，沒有回頭請示老板，自作主張地又遞了三張給這個無賴。事后克魯說：“我開著這輛無牌照的車到處轉，從來沒有被罰過，今天的麻煩都是你們的膚色惹的禍。”

第二關是飯桌關。有一次，阿龍請經營金礦買賣的公司老板吃飯，老板帶了五六個隨從。那餐飯實在是難吃，不是酒店的飯菜不好，而是那老板牛高馬大，滿臉橫肉，一身的狐臭味，一見面就一把抱住阿龍和我，一邊一人把我們提到空中，還轉了兩圈。這個見面禮實在是太重，讓人受不了。

阿龍是個見過世面的人，還沉得住氣。待到客人坐定，把菜單遞給大家，請各自點了各自的最愛，就看著他們狼吞虎咽地吃起來。阿龍吃得很少，一面抽著煙一面給各位上湯，服務真是周到。看得出客人吃得滿意，阿龍也難得這么開心，開始和他們談起買賣黃金的事情來。談到尾聲，阿龍手一揮，嘴一張：“買單！”酒店的老板應聲而來。

這老板是個中國人，他用漢語對阿龍說，一共50萬塞地。阿龍說不對，再怎么數臺面上的空盤子也沒有那么多。酒店老板說：“打包的還沒有算呢。”“打包？誰打包？”阿龍問。正說著，服務員上來，手里提著幾個裝著盒飯的塑料袋，分別送到了這幫吃完了還要兜著走的加納白領手中。

第三關是面子關。十四歲的時候，我從鄉下到首府配鏡，在友誼商店第一次見到活生生的老外，好奇之心引導我一直跟進他們，像一只跟屁蟲。

我們混到黑人的隊伍里，以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以為不會遭受歧視和白眼，沒想到這里是走兩個極端，城里的平民稱我們為大人，鄉里的老百姓不把我們當人，特別是村里的孩子們。只要有一個人看見我們，他的身邊就會出現另一個孩子，慢慢地由一個孩子變成一群孩子，在兩三米開外的地方傻傻地看著，正好是動物圓里看猴子的距離。

有一次我坐在車里，我看見車子旁邊有一位頭上頂著一大筐面包沿街叫賣的黑姑娘，不知何故面包撒落一地。我一直驚嘆加納勞動人民那頂天立地的脖子，喝的水，吃的米，燒的柴，用的鍋，割的菜，摘的果，好像沒有什么東西不可以往脖子上放。這些滿大街頭頂東西的婦女兒童，個個像訓練有素的雜技演員，沒見有誰失手掉過東西。我發誓，在我離開加納之前，一定要看到有人失手掉東西，現在終于看到，不禁得意起來，心想，馬都有失前蹄的時候，更何況是人呢？'

后來，克魯神秘兮兮地問我：“你知道那個姑娘為什么會掉東西嗎？”

“為什么？”我不知克魯葫蘆里賣的是什么藥。

“她看到車里有白人了！她看上你們了！哈哈哈！”

去加納之前，我在南寧接待來自費城的西曼，一個到過加納的白人。

希曼說，加納人很愚蠢，開起車來不要命。每一天在路上，不時有陰溝里翻車的場景出現。那些還能爬得起來的司機，只要車還轉手腳還靈，馬上重整旗鼓，繼續狂飆。

希曼提醒我，不要隨便上黑人的車。那些裝滿黑人往鄉下趕的破車，常常是事故的起因。

我們看著那輛窗口有一個槍眼一樣窟窿的無牌照廢車目瞪口呆。納納說這輛車其實蠻好用的，只是輪子經常出問題。這是什么話？這等于是一個芭蕾舞演員說，我還能跳，只是腳尖出了點毛病。等于是劉翔說，我還能跑，只是跟腱有一點點疼。我把我的擔憂跟阿龍講了，阿龍說：“先看看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