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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打工的奶茶店到居住的地方，走路的話是2000歩左右，來回耗時大約25分鐘。薪水按小時結算，月平均工資大概五千，跟原來的公司相比，漲了近一倍。

這也沒什么好高興的，上海合租單間的平均租金高達2000-4000元，而物價更不是云南的小城能比的。在云南，一塊錢就能買到的蔬菜在上海可能得四五塊。認真計算一下，哪怕是上滿排班，如果要付房租也很難過上和云南同樣水平的生活。

位于大學城里面的奶茶店，絕大部分顧客是附近的大學生。因為距離某個名牌大學非常近，該校大學生做家教的收入接近于奶茶店收入的十倍，店鋪也不是連鎖品牌，沒有社保不說更不包吃包住，一直只招短工，所以總是找不到人，或者人干著干著就跑了。

林信書一直在附近晃悠，想找一個距離住的地方近的地方工作。在九月的烈日下游魂一樣游蕩了好幾天，總算找到一家招人的店鋪。她上門詢問的時候，老板拿眼白上下打量她，口氣也不好，看上去因為長久找不到人，開始自暴自棄了。更可怕的是他說的是上海口音的夾雜上海方言的普通話，半滬半普，只能連蒙帶猜他的意思。

似乎所有大小城市榮譽住民都認為外地人都理所應當會講他們的方言，哪怕不會講也能聽懂。經過多年改革開放洗禮也沒學會在適當的場合說普通話的人此時卻有一種莫名自信。

等兩個人艱難的溝通完畢，講完薪資待遇，她答應入職。無他，只是想早點找工作，哪怕要跟弟弟在一起五年，也不能什么事都不干，讓他包養，白吃白住，等待他的指令，兩個人獨處的時候脫衣服，接吻，肉體交合……

林信書整個少年時代已經習慣于被人指揮，或者說她的人生像是活在別人隨意給她指的路上，哪怕那條路他們絕對不會自己走，更不會安排自己的子女走。往前看的時候什么都看不清，好像籠罩一層迷霧；往后看也只看到刮過身體的荊棘，尖刺上面還有未干透的血；只能往下看腳底的路，鼠目寸光也好，目光短淺也罷，走一步算一歩，她只擁有這樣的生活。

唯一一次來掙脫原定軌道是逃到云南，短暫的迷茫后就是迎來新生的狂喜，但是喜悅也是短暫的，自己依舊是寂寞又孤獨。難說沒有后悔，如果聽養母的話，復習一年又會怎么樣呢？是班里年齡最大的高四生？能考上大學嗎，什么樣的大學？這些問題在云南孤寂寒冷的夜里總會讓她翻來覆去睡不安穩。

可能人就是這樣，總向注定不屬于自己的東西伸出手；總渴求得不到的東西卻對得到的不屑一顧；總為了莫須有的可能性折磨自己。

林含璋對她的整個行為不置可否。自從她跟著他到了上海，兩個人的在云南那種交流模式就自然而然消失了，代之以沉默，命令和簡單的對答，其實比少年時代好一點，至少他們可以交流。

他的家只有一張床，兩個房間，其中一個是空的，另一個房間放了一張兩米寬的床后也沒有多少空間。寸土寸金的上海，能安家已屬不易，想和老家一樣擁有六七十平的單人房間那就屬于不識抬舉癡人說夢了。

林信書不知道另一個房間是否屬于自己，她的行李和她一樣無處可去，一開始可憐巴巴地堆在客廳的角落，后來被無聲無息掛到他的衣柜，占用另一個角落。

兩個人晚上只能睡在一張床上，上海的夏末和云南不同，不需要兩個人摟在一起取暖，兩個人皮膚碰觸，過一會兒濕熱的汗就會冒出來。如果是陌生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皮膚接觸時間超過20秒，心里都會泛起惡心。

只要林含璋回到家，空調就開始工作。他大學要上的課很多，有一次看到他密密麻麻的課表，林信書才意識到原來高中老師說的到了大學就輕松了其實是謊話，不能相信。

她很少能在白天的看到他，只有每周二下午的社團活動日才能偶爾看到他提前回家。不能每周回來是因為他會被籃球隊的人拉出去打球，她去看過一次，因為那天他讓她去找他，他帶她吃日料，晚上不用她做飯。

她很想拒絕，總覺得沒必要跟著他享受不屬于她的東西。但是拒絕的話千回百轉，就在嘴邊，最后還是沒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