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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的兒子德宗皇帝剛一即位，立刻撤掉宮內道場。他想著開源節流，改革稅制，籌錢。但很快，兵亂、外患頻繁上演，疲憊的德宗與他父親一樣走上了求神拜佛的老路，大明宮內重開內道場。武宗的大哥敬宗皇帝即位之后，先求神拜佛，再加倍玩樂。半夜里在大明宮里打狐貍，打不到就打宦官，最后被宦官合謀害死。

大明宮內道場與天下佛寺被皇帝們的恐懼與失望養大，日漸膨脹。京城長安寺廟林立，僧尼數萬，寺院的資產不在國家稅收之列，許多富豪人家為了逃避服役將田地、資產寄托在寺院，或者非法買賣僧侶的身份證——“度牒”。自從管理長安佛寺僧侶的兩街功德使職由宦官兼領，做兩街功德使職成了宦官里有功之臣才能做的“肥缺”，大量的賄賂與財富就此源源不斷從寺院到了宦官手里。

銅錢是政府規定的唯一合法貨幣。但寺院里造佛像金身消耗了國家大量的銅、鐵、金。五臺山有金閣寺，鑄銅為瓦，涂金瓦上，旭日初照，金碧輝煌。寺內有高十七米的觀音銅像，耗費銅至少幾十噸。宮內還經常出金、銅在長安城里的寺廟造等身佛像。銅流進寺廟越多，留在市場上就越少。當政府的銅儲存量不夠時，只能用鐵、鉛、錫等其他金屬混合銅發行含銅量不夠的劣幣。于是銅錢的購買力不斷下跌，通貨膨脹時有發生。甚至還有人偷盜銷毀錢幣鑄造佛像，無可奈何的朝廷對鑄造佛像的行為屢有禁止，但總是不了了之。

憲宗皇帝迎佛骨的同時，一篇《論佛骨表》開始在京城文化圈里流傳。作者韓愈對憲宗說：

佛教沒有傳入中國之前，皇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zhuān xū）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kù）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佛教在漢明帝時傳入中國，漢明帝在位十八年。之后國家動亂，改朝換代頻繁。宋、齊、梁、陳的皇帝都篤信佛教，那些皇帝在位時間尤其短。最迷戀佛教的皇帝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次舍身佛寺，最后被叛臣侯景軟禁，活活餓死。

聽說陛下您現在也準備迎佛骨入大內供養，我知道您不信佛，只為了祈福祥。不過百姓愚蠢，看您這么迷戀佛教一定會爭相仿效，如果不加禁止，恐怕會傷風敗俗，傳笑四方。

佛本來是夷狄人，與中國語言不通。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他要是活著，來朝拜，您也不過是見一下，宴一下，賜一件衣服，把他客客氣氣送走。現在他都死了，枯朽之骨，兇穢不吉利，怎么能迎入宮禁？

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現在無緣無故把這種朽穢之物迎進宮內，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我請求您還是把這截骨頭燒了吧！

這篇暗示皇帝信佛早死的奏表在京城不脛而走，成了爭相傳誦的名文章。憲宗很生氣，喊著要殺了韓愈。但他一向喜歡韓愈的文采，又有當時的宰相裴度求情，于是韓愈帶著滿朝崇拜欽佩的眼神被遠貶潮州。他在被貶路上依然反復回味自己這封尖銳奏表發酵出的戲劇效果。他寫了詩，想象自己因為這篇精彩的文章被貶的結局是客死他鄉——浪漫又悲壯：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

不巧，他被貶潮州的下一年憲宗就死了，韓愈對自己未來的悲壯預言一件也沒有成真。他很快被召回長安，在崇拜者敬畏的目光里，又找到了新的咒罵對象。

李德裕并不喜歡韓愈。實際上，李德裕不喜歡所有出身貧寒靠考試得官的第一代。他有一個曾經做過宰相的父親，他寧愿給父親做秘書也不肯與這些家里沒有背景的人一起參加進士考試。

但是，在限制佛教，尤其是限制皇家繼續贊助佛寺與僧團的擴張這點上，韓愈說到了武宗皇帝的心里：一切不是源出中國的宗教，都應該禁絕。而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正可以成為從寺院里掏出錢來的最佳突破口。

武宗自以為有超越前代的勇氣，別人不敢觸碰的寺院佛像，他敢——比起佛教，武宗更相信道教。他十分信任太清宮道士趙歸真。趙歸真在皇帝面前談論起佛教與道教的不同：佛教的涅槃還是死，但道教叫人服食仙丹而后羽化成仙，是長生。成仙，是廣列神府，利益無疆。有尊嚴，有財富，有武宗和他的哥哥文宗在人間應該得到卻不能得到的一切。

在他毀滅佛寺與僧尼之前，先要解決左街功德使，向來喜歡做寺院僧侶保護傘的仇士良。

六

李德裕被調入長安做宰相的這個秋天，曾經困在他治下的揚州久久等待一張通行公驗的日本僧人圓仁終于在長安城里迎來了自己的好運氣。左街功德使仇士良不僅是熱情的佛教徒，還身兼數職，是長安城里最有權勢的人。理所應當地，左街功德巡院大方地準許了圓仁的居留申請，并把他安排在資圣寺。資圣寺靠近東市與皇城，在長安的中心地帶，去哪里都方便。

圓仁因為這忽然到來的好運驚喜異常。向長安七大寺的高僧大德們學習研討的未來就這樣輕易地展現在他面前。得到居留許可的那個夜里，心情難平的圓仁向毗沙門[55]求告，乞求他能夠保佑他在長安城里求法的旅途。

左街功德巡院對圓仁的請求幾乎有求必應。圓仁得到準許在長安城里自由行動，拜訪寺院，到晚上回到資圣寺住宿即可。日常吃青菜和粥的圓仁在長安吃到了餃子、水果，甚至皇帝御賜的胡餅。

開成六年（841年）正月，唐武宗改元。這年正月，皇帝命左右街共七間寺院開俗講，圓仁參加了《法華經》的俗講。稍晚，在長安的四顆佛牙舍利也在過年期間由供奉的寺院展出。圓仁也隨著瞻仰佛牙舍利的人群登上薦福寺院內小雁塔，塔下有源源不斷的供養人獻上百種藥食、珍妙花果、精貴香料，繞塔巡行，供奉佛牙。

他在大慈恩寺接受了師父最澄和尚一心想要學會的密教儀式：傳法灌頂。接受過灌頂的圓仁心情開朗，登上大慈恩寺有名的大雁塔，槐樹與楊樹高大枝干間佛塔金頂熠熠發光。他在大慈恩寺以及其他著名的寺院搜集抄寫到幾千卷最新翻譯的經文，臨摹了無數珍貴的壁畫與曼荼羅。

會昌元年（841年）四月九日，抄經歸來的圓仁碰見了迎接仇士良的德政碑進城的馬隊。石碑上鐫刻著仇士良的功名德政、豐功偉績，由左神策軍出動軍馬護衛從大安國寺抬進大明宮望仙門。儀式熱鬧而隆重。圓仁站在街邊，看著佛教熱情的贊助人仇士良受到皇家如此禮遇，對未來更充滿無限光明的設想。

圓仁特別在日記里寫下，唐武宗也出席了儀式。皇帝站在望仙門神策軍修葺好的城樓上望著簇擁仇士良豐功偉績的軍馬熱熱鬧鬧從樓下行過。皇帝臉上平靜如水。只有后代的史官明白，皇帝此時正極力忍耐著內心混雜著的恐懼、厭惡和仇恨，他在耐心等待一個萬無一失的時機，徹底扳倒仇士良。

會昌元年（841年）的冬天，大雪下了一日一夜，樹木摧折。

七

城里氣氛的變化似乎有跡可循，但針對佛教與僧人，卻從回紇的又一次入侵開始。回紇的國教是摩尼教。因為回紇人幫助平定安史之亂有功，安史之亂后長安城出現許多摩尼教寺院和僧侶。現在，武宗皇帝決定不再容忍。他要去除一切不是源出中國的宗教。會昌二年（842年）三月，回紇軍兵入侵唐境，皇帝下敕殺死長安城里數百名回紇居民，在州府的回紇人比照處理。會昌三年（843年）四月，回紇滅國，武宗下詔廢除了所有摩尼寺，寺院莊宅、錢物，全部沒收充公。四月中旬，皇帝再次下敕，命令殺死天下摩尼僧。殺摩尼僧的方式卻很詭異：剃發，套上袈裟，假裝成佛教僧侶的樣子殺掉。

對摩尼教開刀只是皇帝計劃里消滅佛教的一個步驟。在殺死回紇人和摩尼教徒幾乎同時，會昌二年（842年）的三月，李德裕向皇帝奏報，長安城里的外地客僧太多，應該讓他們回到戶籍地。皇帝立刻下敕，驅逐籍貫不在長安的客僧。圓仁也在此列。幾乎同時，圓仁收到了押衙知巡的公文，城里保外客僧[56]一律遣發出寺。

圓仁有些不安，向仇士良求助。仇士良安慰了圓仁，再三表示這次驅逐跟他們沒有關系，讓他們依然住在資圣寺，一切照舊。仇士良的安慰沒有太大效用。五月二十六日，圓仁再次收到查戶口的要求，要他報告從哪國來，什么時候進城，在城里資圣寺住了幾年，平時都做點什么。

到十月，更大規模的打擊隨著一道敕書下發：天下所有僧尼會巫術、練禁氣、有文身，或者在寺院外養有妻小不戒修行的，全部勒令還俗。僧尼的財產田莊，一律收歸國有。如果還俗，則財產田莊依然歸私有，不過要按照兩稅法納稅，服徭役。管理僧尼的兩街功德使向各寺廟發帖：命令長閉寺門，不準放出僧尼。這年晚一些皇帝又一次下敕，規定天下僧尼的數量配額，不準私自削發剃度。

會昌三年（843年）正月一日，百般不情愿的功德使在皇帝的壓力下又向各寺發公文：督促去年十月敕下的僧尼還俗工作。會昌三年正月，左右街沒有像往年一樣擠滿善男信女圍觀高臺上和尚們繪聲繪色的俗講。正月里，左街被迫還俗僧尼一千二百三十二人，右街還俗僧尼二千二百五十九人。

作為一個外國客僧，圓仁惴惴不安。好像知道他的心思，月底仇士良召見了青龍寺南天竺僧人，興善寺北天竺僧，各寺新羅、天竺僧人，獅子國（斯里蘭卡）僧人，還有圓仁一行三人，請他們去左神策軍軍容衙院吃茶，又是一番安慰。

圓仁稍稍放下心來。會昌二年（842年），武宗加仇士良觀軍容使，知天下軍事。仇士良位高權重，有他的庇佑，他們至少還是安全的。但時局的變化超過他的想象。會昌三年（843年）六月，仇士良辭官回家。他已經辭官兩次，皇帝卻沒有允許。這一次，皇帝的允許像是他已經做好準備除去仇士良的信號：當日，仇士良曾經的職位立刻被人接替。六月二十三日，仇士良去世，皇帝敕送孝衣。兩天之后，皇帝再次下敕，斬殺仇士良身邊的親信、家人甚至男女奴婢。

目睹了這場殺戮的圓仁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懷疑。

八

圓仁的預感很快得到了驗證。宮里長生殿常年供奉佛像，慣例，每天抽調長安城左右街各寺僧侶輪流進宮念經，日夜不絕。很快，長生殿的佛像與供奉被拆毀焚燒。

慣例，每年皇帝的生日都會在麟德殿宴請僧人與道士。在宴會上，僧人講經，道士講道，不同宗教彼此切磋。皇帝會向進宮的道士與僧侶賜下表示尊重與地位的紫衣。會昌元年（841年）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道士與僧人一道入大內辯論，只有道士得賜紫袍，僧人沒有。會昌二年（842年）六月，武宗的生日，道士與僧人再次入大內辯論，依然只有道士得賜紫袍，僧人沒有。

會昌三年（843年）皇帝的生日，遲鈍的太子詹事韋宗卿按照慣例進獻了自己為佛經作的注疏《涅槃經疏》和《大圓伊字鏡略》，獲得了皇帝一頓大罵：韋宗卿一個朝廷大臣，本該好好學習儒家經典，卻沉溺邪說，到處傳播妖風。皇帝在斥責韋宗卿的敕書里幾乎引用了韓愈二十四年前一樣的邏輯：佛本西戎之人，教張不生之說。孔子是中土圣人，經聞利益之言。韋宗卿是儒生，衣冠望族，不能宣揚孔教，反而沉溺浮屠，妄撰胡書。現在聚集妖惑，胡言亂語，位列朝班，應該自愧。皇帝甚至還讓中書門下官員去韋宗卿家里把他的草稿和原本追索焚燒，不得傳播。

皇帝的生日宴是一顆投向湖面的石子，皇帝對佛教的仇視如漣漪漫開，最先波及的就是京城的寺院。剛開始不允許僧人午后出寺院，后來不允許僧人在別寺借宿，不允許僧人犯鐘聲。限制寺院和僧人的命令如同一張大網，鋪天蓋地而來。不久，皇帝再次下敕：不許供養佛牙。五臺山、終南山五臺寺、鳳翔法門寺等供養著佛指舍利的寺院，不許制供，不許巡禮。有人送錢，打二十板，寺院里敢收一枚銅錢，同樣打二十板。如果有敢就此勸諫的朝臣，誅身滅族。

依然滯留長安城的圓仁成了一個囚徒：他現在不能回國，也不能出資圣寺。形同囚禁的日常并不能阻止他時刻關注著長安城里瞬息萬變的風向，作為一個無權無勢的外國僧人，他以記下民間廣泛流傳的“都市傳說”，來表達對皇帝的不滿：會昌四年（844年）八月，唐憲宗皇后郭太后莫名去世。這位老太太在圓仁眼里信佛法，有道心。每當皇帝要對僧尼下手都會力諫。長安城里流傳著一條關于郭太后死因的小道消息，圓仁深信不疑地記了下來：文宗的生母、穆宗的皇后蕭氏美貌，武宗繼位之后覬覦這位庶母的美貌，想要納她為妃。郭太后不許。于是武宗拿起不知從哪里出現的弓，一箭射殺郭太后。

會昌五年（845年）四月初，武宗與李德裕的計劃進行到了關鍵步驟：逼迫宦官交出神策軍軍權。下敕向左右軍中尉索要神策軍軍印。左右軍拒絕交印。皇帝再三下敕，最后說，這是把軍印放在中書門下，由宰相監管，有需要用時由宰相與諸將協商。左軍中尉這才交印，但右軍中尉依然摁住不交。流言在京城流傳，禁閉中的圓仁也聽說了這件事情：右軍中尉上奏說：當年我們迎接軍印，是帶著兵迎接的，現在要交，我們也要帶著兵交。京城里的好事者眉飛色舞地傳播著這條小道消息，并心領神會地加以解釋：右軍中尉的意思是：如果您真的要奪回軍印，我們就只好兵戎相見了！神策軍中有不少忠誠的佛教徒，圓仁在“囚禁”中聽到這則小道消息，爽快地把武宗的失敗寫進日記：“人君怕，且縱不索。”——由著右軍中尉去了。

苦中作樂的小道消息并不能緩解圓仁的困境。一道又一道嚴苛的敕令不斷下發，為了離開長安城回國，圓仁終于積極奔走起來。

九

會昌五年（845年）五月，圓仁擔心已久的敕令下發：要求外國僧人還俗。不遵從還俗敕令的，當即決殺。為了離開長安，圓仁同意還俗。一向對僧尼佛寺十分照顧的左神策軍押衙李元佐暗中幫圓仁搞到一張離開長安的通關文牒。五月十四日，圓仁將要離開這座他生活了五年的都市。頭發已經長出了一些，他戴上一頂氈帽，穿著平民的褐衫，這讓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個普通的旅客。

圓仁心情忐忑，時刻擔心著身后牽著的三頭驢。驢背上的箱籠里有他在唐土七年所有珍貴的收藏：四籠經文與畫像。從開成三年（838年）到達揚州起，圓仁把日本朝廷與唐土朋友們接濟的金錢全部用在了購買和抄寫經書、描繪大師像與曼荼羅上。除此之外，還有白居易與杜甫的詩篇。但城里剿滅佛教的禁令嚴厲，圓仁時刻擔心一路上收集的經文與在佛寺臨寫的畫像能否在重重關卡的檢查下安然離開長安。

在這樣風聲鶴唳的時候，依然有一些朋友前來相送。大理寺卿楊敬之為他寫了幾封信，托他在洛陽的朋友照顧圓仁。左神策軍押衙李元佐為他置辦了氈帽，綾布，檀香，一雙軟鞋，一些錢和一卷銀字《金剛經》等許多禮物。臨行，李元佐請求他留下袈裟，他將每日燒香供奉。

還有一首專門寫給他的詩，來自他的一個朋友，詩僧棲白和尚：

家山臨晚日，海路信歸橈（ráo）。

樹滅渾無岸，風生只有潮。

歲窮程未盡，天末國仍遙。

已入閩王夢，香花境外邀。

——《送圓仁三藏歸本國》

歸心似箭的圓仁走水路，經過洛陽、鄭州、汴州、泗州，回到揚州。會昌六年（846年）四月，武宗皇帝駕崩的消息傳到揚州。不久，新皇帝登基，嚴厲的滅佛政策隨著皇帝的去世一起松動，被禁錮的佛教活動又昌盛起來。圓仁終于可以重新公開他和尚的身份。

圓仁沿著海岸線一路北上，經過楚州、海州，最后回到登州赤山，他巡禮中國的旅程真正開始的地方。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九月，圓仁登船回到日本博多。返國這年，圓仁五十四歲，后十七年，圓仁在日本國傳法，成為日本天臺宗的“慈覺大師”。

武宗在位七年，他的年號“會昌”因為發生在這六年中的殘酷的對僧尼寺院的迫害而成為后世最屢屢提起的名字。武宗的死因與他的爺爺憲宗一樣成謎：服食丹藥，喜怒失常，甚至神志不清，口不能言。死前連宰相李德裕想見他，也被宦官攔在門外。他并沒有比自己的前輩們更加堅強。

會昌年間，天下拆寺院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零五百人，按兩稅法交稅。“會昌毀佛”之后，國家的戶口增加了一倍多，成為日后收稅的稅基。寺院和僧侶中有武藝、有醫術、有建筑機械手藝的僧侶多半被派上了會昌三年至四年間征討回紇與藩鎮叛亂的戰場。從寺院繳獲的銅像與鐘鑼被命令用來鑄錢，但是鑄造成本極高，每鑄造一千文錢所耗費的人力物料與運輸成本就有七百五十文左右。

從佛教寺院擠壓出的土地、財富與人口并沒有能夠改變李唐王朝沉沒的軌跡。武宗之后繼位的宣宗晚年落入了與他的前輩們一樣的怪圈：求神煉丹，中毒而死。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年），侍中崔胤借宣武軍節度使朱全忠之力把宦官手上的左右神策軍、監軍和參與樞密政治的權力一切罷停，殺死宦官數百人。朝官與宦官的“南衙北司”之爭終于以朝官的勝利告終。但慘勝如敗，勝利的代價是南方一次又一次的兵變與民變。

昭宗解決了宦官，卻讓藩鎮漁翁得利，朱全忠從此再也不受控制，伸出了終結李唐王朝的那只手，不久，自立為帝，改國號為“大梁”。

時間是公元907年，唐哀帝天祐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