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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考慮他們合作精神較低時，這一點卻是次要的。大多數罪犯都是怯懦的，對于他們自認為解決不了的困難，采用了逃避的方法。除了他們的犯罪行為外，我們也可以從他們在生活中的各種表現看出他們的怯懦。他們躲避在黑暗而安靜的角落里，對行人進行恐嚇，搶在行人有所反應之前拿出自己的武器。罪犯都自以為非常勇敢，但我們卻不做如是想，否則，我們就是受到了蒙蔽。

犯罪行為是他們怯懦地效仿英雄的后果。他們錯以為自己是英雄，他們所追尋的優越感目標其實是自己編造出來的。于是，他們執行著一種錯誤的統覺表，這其實是缺乏常識的體現。罪犯都是懦夫，如果我們能清楚地指出這一點，他們會因為我們對他們的了解而驚訝不已。他們會常常通過反擊警察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和成就感，因此，他們通常都認為自己是不會被抓到的。如果我們仔細地調查每一個罪犯的過往，一定會發現他們的許多罪行都被人們忽略了，這可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當他們終于被逮到時，他們可能會想：“一定是哪個地方出了紕漏，下次一定要多注意一些。”如果他們能夠僥幸躲過警察的追捕，他們就會感覺達到了優越感目標，他們會很開心地享受同伴的慶賀和稱贊。

我們一定要扭轉罪犯對于自身智力和勇氣的錯誤評斷。但是，從哪里入手呢？那就是家庭和感化院。之后，我們不再強調哪里是他的要害，而是將焦點更多地放在是什么原因讓他不喜歡與人合作上。有時，這是由父母造成的。或許父母的教育技巧性太差，令孩子不喜歡與之合作。他或者在為得不到幫助而怨天尤人，其實，他自己的合作能力也是很差的。從那些氣氛不和或者婚姻出現裂痕的家庭中，我們很容易看到合作精神的缺乏。讓新生兒最先感興趣的是母親，而她或許根本就不愿意幫助孩子將注意力和興趣擴展到父親或者周圍的其他人身上。另外，這個孩子在家中或許一直將自己看成霸主，然而另一個新生命在他三四歲的時候橫空出世，他覺得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脅，并失去了霸主的威嚴。其實這些因素我們都應該考慮清楚，并且，如果我們一同回顧罪犯的過去，我們可以發現，在早年的家庭生活中就已經孕育著一些讓他不穩定的因素了。并不是環境本身影響了孩子的發展，而是孩子本身對地位產生了不正確的理解，而這種觀念卻沒有得到及時的更正。

如果在一個家庭中，其中的一個孩子在某些方面表現得非常突出，這對于其他孩子來說，是件很糟糕的事。這種孩子的才華會受到更多的關注，而其他人就會心理失衡。他們不愿意互相合作，因為他們想努力奮斗，卻信心不足。這些憤憤不平的孩子一直處于別人的光環下，找不到表現自己的機會，就會漸漸發展出不良的人格。他們極有可能會變成罪犯、自殺者或者精神病人。

對那些缺少合作精神的孩子，我們可以從他們入學伊始的行為活動中觀察到他們的缺點。比如，他們不喜歡老師，不喜歡與人交往。他們上課不注意聽講，假如老師不了解狀況，或許會讓他們受到更深的打擊，周圍的人會嘲笑他們，而不是鼓勵和安慰，老師也無法教他們與人合作，因此，他們會認為上學很無趣。如果他們在學校受到各種打擊，自然不會喜歡上學。你可能會發現，很多罪犯在13歲的時候依然在上四年級，并且，由于他們的愚笨，還會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冷嘲熱諷。他們會慢慢變得完全對他人不感興趣，而將目標轉移到那些無益的事情上去。

貧窮者對生活也容易產生不正確的理解。那些家庭狀況糟糕的孩子在外面常會遭到白眼，他們的家庭可能缺衣少食，父母整日為了生計而愁眉不展，這樣的孩子或許很早就需要掙錢養家了。當他們看到富有的人享受著榮華富貴，輕易地就能擁有自己喜歡的東西時，心理就會不平衡，他們會覺得，他們不應該享受比自己更多的權利。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在貧富懸殊大的城市中犯罪率很高。在忌妒心理下產生的目標往往是錯誤的，這樣的孩子很容易誤以為輕松地得到金錢就是獲取優越感的最佳方式。

我發現，身體上的缺陷也會引發自卑感。在某種程度上，我也為那些神經學和精神病學中的遺傳理論做了有利的論證，這真的讓我感到遺憾。就在我寫出由于身體缺陷而引發自卑及心靈能夠起到補償作用的時候，我就預感到會出現這樣的問題了。實際上，是我們的教育方式導致了自卑感的產生，而不是因為身體殘缺。假如我們的方式是恰當的，就會讓身體殘缺的兒童對自己或別人都產生興趣。就是因為沒有一個人引導他對別人產生興趣，他才會只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當然，有些人的缺陷是來自于內分泌腺，但是，我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壓根說不出某種內分泌腺在正常的情況下會是什么樣的表現。在不傷及人格的前提下，內分泌腺的作用可以產生各種各樣的變化。所以，如果我們的目標是要找到合適的方式幫助這些孩子轉變為正常人并對他人產生興趣的話，我們就要將這個因素拋開。

罪犯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孤兒，我認為，假如我們不能幫助這些孤兒與人合作，那就是我們永遠的恥辱。私生子也是同樣的情況：沒有一個人能站出來引起他們的興趣并幫他們與人合作。一般來說，被拋棄的孩子容易成為罪犯，尤其是在他們明白自己是被人遺棄的時候。我們可以發現罪犯中總有很多丑陋的人，這一度被作為遺傳學說的證據。然而，我們應該換位思考一下他們的處境和心情。他們是非常不幸的：他有可能是一個混血兒，或者可能外貌丑陋，或者曾遭受過各種偏見。丑陋的孩子一般都會遭受沉重的壓力，甚至連美好的童年時光都無法留下讓人欣喜的回憶。但是，如果我們引導的方式是正確的，他們是能夠擁有社會感的。

有時候，我們會發現罪犯當中不乏英俊瀟灑的男子，這真的非常有趣。如果說，身體上的殘缺，如殘疾、兔唇會導致犯罪，他們是不良遺傳基因的犧牲品的話，那怎么解釋俊朗的人也會犯罪呢？其實，他們是被寵壞的孩子，被寵溺的生長環境對于合作感的培養也是有妨害的。我發現，我們可以將罪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完全體會不到這個世界上還存在友愛的人，這樣的人總是對周圍充滿敵意，而且將身邊的每個人都看作對手，即使有人欣賞他，他也看不到；第二種就是被寵壞的孩子。我們常常聽到他們這樣講：“都怪我母親把我寵壞了，我才走到今天的地步。”我們應該對這些進行探討，但是，我要說的是，之所以提到這些，是想讓大家明白：盡管罪犯所處的環境和受到的教育不同，但他們都是因為沒有學會與人合作。父母可能只是不知道怎樣將孩子教育成國家的棟梁，如果他們板著一張臉，總是在挑剔的話，就一定沒有成功的機會。而如果他們嬌慣孩子，把他慣成國王，他就會只在意自己，認為自己是最重要的，不想努力獲得他人的肯定，所以他不懂得努力，只是希望有人自動關注他，如果在這一點上他得不到滿足，就會怪環境。

現在，讓我們通過幾個案例來驗證我們的觀點是否正確。當然，寫下這些案例的原因也并不僅僅是如此。

我們所研究的第一個關于“百煉金剛約翰”的案例收錄在《500犯罪生涯》一書中。這本書是由謝爾登（Sheldon）和吉利克（Eleanor T.Glueck）一起完成的，在案例中，男孩在回顧自己的犯罪過程時說道：

“我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自己會走到這一步。我和身邊的人并沒有什么區別，一直到15歲左右。我熱愛運動，喜歡到圖書館借我愛看的書籍，我的生活是那樣有條不紊，從容自在。然而，父母卻逼迫我退學，并且讓我去打工掙錢。他們每次都把我的薪水拿走，每周只給我5角零花錢。”

從這些話來看，他在對父母進行控訴。由于我們還不能得知他父母之間的關系如何，并且看不到家庭中是怎樣的情況，所以，我們只能推測他生長在一個不和睦的家庭中，而對于他究竟經歷過什么，我們還不太清楚。

“在我工作快一年的時候，我認識了一個很喜歡玩的女生，并且開始和她交往。”

我們總會發現罪犯喜歡將注意力和感情放在一個熱衷于玩樂的女孩身上。這將涉及合作的問題，并且對他而言會是一個考驗。他每周只有有限的5角零花錢，他卻要和一個這樣的女孩在一起。我們對于他是否能夠解決愛情問題，產生了很大的質疑。他應該明白，天下女孩子到處都是，按照他的現實狀況，這么熱衷于玩樂的女孩顯然并不是他所需要的類型。或許，這是因為對于生活中什么樣的東西最重要，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

他繼續說道：“你知道的，在這樣的時代，憑借一周可憐的5角錢，怎么可能讓心愛的女孩玩得開心呢？可是，我爸爸卻是不肯多給我一點錢。我心里非常難過，并且總是在想，到底怎么做才能多掙一些錢呢？”

按照常理，他應該有這樣的想法：“那我再努力一些，這樣就能掙得多一些了。”然而，他卻不這么想，他一直想要不勞而獲，他的想法很簡單，只要能讓這個女孩子玩得開心，并且使自己也高興，那其他的東西都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