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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頤講的精神修養(yǎng)方法，見于他的名言：“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xué)則在致知。”（《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我們已經(jīng)知道，程顥也說學(xué)者必須首先認識萬物本是一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從此以后，新儒家就以“敬”字為關(guān)鍵，來講他們的精神修養(yǎng)的方法。于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頤所講的“靜”字。在修養(yǎng)的方法論上，以“敬”代“靜”，標(biāo)志著新儒家進一步離開了禪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過，修養(yǎng)的過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終目的是無需努力，還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達到無需努力的狀態(tài)。禪宗沒有說這一點，周敦頤的“靜”字也沒有這個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觀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養(yǎng)需用敬，但是敬什么呢？這是新儒家兩派爭論的一個問題，在下面兩章再回過來講這個問題。

處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說，王弼所持的理論是，圣人“有情而無累”。《莊子》中也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yīng)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yīng)帝王》）王弼的理論似即莊子之言的發(fā)揮。

新儒家處理情感的方法，遵循著與王弼相同的路線。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情感與自我聯(lián)系起來。程顥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xué)，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yīng)。……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yīng)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圣人之喜，以物之當(dāng)喜；圣人之怒，以物之當(dāng)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這是程顥答張載問定性的回信，后人題為“定性書”。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yīng)”，勿“自私”，勿“用智”，與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是一回事。講周敦頤時所舉的《孟子》中的例證，在這里一樣適用。

從程顥的觀點看，甚至圣人也有喜有怒，而且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這些情感發(fā)生了，它們也不過是宇宙內(nèi)的客觀現(xiàn)象，與他的自我并無特別的聯(lián)系。他或喜或怒的時候，那也不過是外界當(dāng)喜當(dāng)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應(yīng)的情感罷了。他的心像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任何東西。這種態(tài)度產(chǎn)生的結(jié)果是，只要對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隨之消逝了。這樣，圣人雖有情，而無累。讓我們回到以前舉過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快要掉進井里。如果遵循他的自然沖動，他就會立即沖上去救那個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歡喜，他的失敗也一定使他悲傷。但是由于他的行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無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個例子，是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的例子，孔子曾說顏回“不遷怒”（《論語·雍也》）。一個人發(fā)怒的時候，往往罵人摔東西，而這些人和東西都顯然與使他發(fā)怒的事完全不相干。這就叫“遷怒”。他將他的怒，從所怒的對象上遷移到不是所怒的對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視孔子這句話，認為顏回的這個品質(zhì)，是作為孔門大弟子最有意義的品質(zhì)，并認為顏回是僅次于孔子的一個完人。因此程頤解釋說：“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若圣人因物而未嘗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可見在新儒家看來，顏回不遷怒，是由于沒有把他的情感與自我聯(lián)系起來。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種情感。正如一件東西可能照在鏡子里，但是他的自我并沒有與情感聯(lián)系起來。因而也就無怒可遷。他只對于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應(yīng)，但是他的自我并沒有為它所累。顏回被人認為是一個快樂的人，對于這一點，新儒家推崇備至。

尋求快樂

我在第二十章說過，新儒家試圖在名教中尋求樂地。尋求快樂，的確是新儒家聲稱的目標(biāo)之一。例如，程顥說：“昔受學(xué)于周茂叔（即周敦頤。——引者注），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事實上，《論語》有許多章就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樂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幾章：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論語·述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語·雍也》）

另一章說，有一次孔子與四位弟子一起閑坐，他要他們每個人談?wù)勛约旱闹驹浮Ｒ晃徽f他想當(dāng)一個國家的“軍政部長”，一位想當(dāng)“財政部長”，一位想當(dāng)贊禮先生。第四位名叫曾點，他卻沒有注意別人在說什么，只是在繼續(xù)鼓瑟。等別人都說完了，孔子就要他說。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頤解釋說，“飯疏食飲水”本身并沒有什么可樂的。這一章意思是說，盡管如此貧窮，孔子仍然不改其樂（見《程氏經(jīng)說》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顥解釋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dāng)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二）這些解釋都是對的，但是沒有回答其樂到底是什么。

再看程頤的另一段語錄：“鮮于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程頤的這個說法，很像禪師的說法，所以朱熹編“二程”遺書時，不把這段語錄編入遺書正文里，而把它編入“外書”里，似乎是編入“另冊”。其實程頤的這個說法，倒是頗含真理。圣人之樂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來形容，也可以用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yīng)”來形容。他不是樂道，只是自樂。

新儒家對于圣人之樂的理解，從他們對于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釋可以看出來。朱熹的解釋是：“曾點之學(xué)，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視三子之規(guī)規(guī)于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論語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說，風(fēng)流的基本品質(zhì)，是有個超越萬物區(qū)別的心，在生活中只遵從這個心，而不遵從別的。照朱熹的解釋，曾點恰恰是這種人。他快樂，因為他風(fēng)流。在朱熹的解釋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義成分。我說過，新儒家力求于名教中尋樂地。但是必須同時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并不是“自然”的對立面，而毋寧說是“自然”的發(fā)展。新儒家認為，這正是孔孟的主要論點。

要實現(xiàn)這種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沒有呢？成功了。他們的成功，可以從以下兩首詩看出來：一首是邵雍的詩，一首是程顥的詩。邵雍是個很快樂的人，程顥稱他是“風(fēng)流人豪”。他自名其住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他的詩，題為“安樂吟”，詩云：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風(fēng)月情懷，江湖性氣。

色斯其舉，翔而后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