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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俊彤欲言又止，很想動手，又礙于公眾場合眾目睽睽。

她咬牙切齒怒瞪厲勁秋，禮貌客氣的和助理解釋：我哥說話比較不著邊際。但我確實非常了解博物館的文物，如果您覺得我的解說有什么問題，可以聯系館長再換人選。

說著，她不給助理猶豫拒絕的機會，較勁似的抬手示意著身后玻璃墻里鑲嵌的巨幅畫作。

那么，我們先從這幅《千里江山圖》開始吧。

作為陪伴了博物館文物多年的修復師，周俊彤對這副畫了若指掌。

她說：這幅畫長1191.5cm，寬51.5cm，以長卷形式，繪制青綠山水，將江河群山、漁船村落盡收畫中。經過我們的鑒定，它雖然不是北宋王希孟繪制的真品，但紙質、用墨至少也是一八〇〇年左右的古董，屬于清朝的臨摹之作。

文物的仿制品，因為年代久遠，依舊成為了珍貴的古董。

周俊彤詳細講述了這幅畫的景象、寓意，猶豫片刻，看了看鐘應，才接著說道：這張臨摹畫，按照博物館記載，是當年沈先生送給貝盧先生的踐行禮物。

鐘應平靜看她，感受到周俊彤視線里充滿了忐忑和求知欲。

清泠湖博物館一別，她仿佛成熟內斂了許多，不會貿然吹捧貝盧和沈聆的偉大友誼，還會求證一般看向自己，等著鐘應對她的說法給予認同或者反駁。

鐘應確實見過這幅臨摹畫。

那是遺音雅社留存資料里的雜志，配圖背景里清楚可見《千里江山圖》深淺明晰的色澤，印在黑白紙頁上。

他剛才駐足于青山綠水前，正是在思考：這畫究竟是他見過的那張，還是貝盧另外找人描摹的。

現在，這幅畫的來源確鑿，他也沒必要委婉。

他回應了周俊彤的等待，這幅畫最后一次出現在中國的記錄，是1937年。當時遺音雅社首演轟動清泠湖，《樂報》特地為他們撰寫過專題報道，配用的照片就是遺音雅社成員，坐在這張清代臨摹的《千里江山圖》前，進行演奏。

他聲音溫柔，闡述事實，它本是沈家的藏品，和十弦雅韻一起失蹤于1942年。既然琴是貝盧偷走的，我不信這畫還能是沈先生送的。

周俊彤聽完，表情震驚了然。

她還沒說什么，身邊的助理竟怒不可遏，為貝盧發聲！

在你們父母都還沒出生的時候，貝盧先生和沈聆已經是海洋無法隔絕的好朋友。如果不是他對沈先生情深義重，這座博物館根本不會存放這張毫無價值的臨摹畫！

助理趾高氣揚，教訓著鐘應，要知道，貝盧家族從十二世紀起，就是王國尊貴的公爵，他擁有的財富可以輕易買下《千里江山圖》的真品，還需要去偷？

鐘應嗤笑一聲，回答道：我也想知道，貝盧那么有錢，為什么還要偷。

面前的年輕人過于頑固，助理氣得眉毛倒豎。

你真是沒有一點兒感恩之心。

說著他情緒激動的指使周俊彤，快點詳細的告訴他，貝盧先生買回了多少，被中國人自己賣掉的中國文物！

第11章

經歷過戰亂的國家，文物的流失難免伴隨著犯罪分子的偷盜走私，還有收藏者圖謀金錢的出售。

可助理直接將所有來自拍賣行的中國文物，歸為中國人自己賣掉的，周俊彤有些難以接受。

但是，她現在的身份是解說，周圍來來往往眾多參觀者，她想盡量避免鐘應和助理大庭廣眾下發生沖突。

于是，周俊彤掙扎片刻，繞開《千里江山圖》往前走了幾步，特地挑選了一件來源清楚的青銅器，繼續說道：

這只筆筒是貝盧先生于1953年在拍賣行購回，應當是宋代鑄造的一批簡單青銅器。它使用痕跡較重，根據博物館記載，原主是國內落魄世家子弟，迫于生計，將筆筒、筆洗、筆架等成套宋代青銅器一同出售，用以抵債。

可惜，周俊彤還沒能為這件古董做詳細介紹，鐘應發出了嘆息。

我見過它。

他的語氣肯定，盯著筆筒上粗糙的篆書靜字，不肯挪開視線。

鐘應說：這只筆筒，是沈先生從小用到大的物品。沈家家境殷實，這樣的古董數不勝數。在1938年《書齋》雜志的報道上，沈先生曾提筆揮毫，贈《書齋》以文會友四字。

雜志的配圖上，沈先生正好與這只靜刻款筆筒一同入鏡。

這怎么可能？

這回周俊彤沒法克制她的驚訝了。

她趕緊靠近展柜，認真端詳那只自己見過無數遍的筆筒。

我知道上面刻的是篆書靜字，但我從不知道這只筆筒和沈先生有關系！

鐘應理解她的錯愕，甚至理解博物館為什么會有類似落魄世家出售抵債的詳細記錄。

這很正常。他無奈笑道，難道要貝盧告訴你們

沈先生不舍得他的離開，所以把從小用到大的筆筒、筆洗、筆架，一起贈予好友了嗎？

相同的說法，用過一次就不新鮮了。

文人慣用的筆筒，可不是《千里江山圖》臨摹畫那么珍貴的東西。

如果貝盧真的敢這么說，任何一個翻開博物館記錄的工作人員，都會覺得沈先生奇奇怪怪，物品來源可疑，絕不會認為這是中國人表達友誼的獨特方式。

鐘應垂眸看向展柜里無數的文物，一件一件的安靜看過去。

玻璃窗里的介紹標簽，有著貝盧博物館的特色

每一張介紹必然會寫貝盧于某時某地如何取得，給這些展覽品增加真實性與合法性。

周俊彤追著他的腳步，忐忑不安的低聲問道：鐘先生，其他的展品是不是

鐘應懂周俊彤的意思。

其他的文物是不是來歷也不干凈，貝盧是不是全在說謊。

他看著玻璃后熟悉的中國文物，不敢立刻回答，更無法完全確認。

但鐘應終于知道，為什么師父數次來到這座博物館參觀十弦琴，都不曾帶他。

因為五年前，他年歲尚小，又清楚沈家大部分藏品特征。

他站在這里，一定會發出小孩子天真可怕的疑問：為什么沈先生的東西，會保管在貝盧的博物館里？

打草驚蛇。

鐘應慢慢走完了整個中國廳。

已經送回了113件文物的展廳，依然可以見到大量熟悉的藏品。

由于它們價值不夠高、國內有同款等等原因，并不在師父向貝盧要求帶回中國的清單上。

可是，這并不妨礙鐘應清楚其中一部分藏品的來源。

本該被人領著參觀的鐘應，成為了新的解說人。

他回到看過一遍的展柜前，指向里面安靜擺放了不知道多少年的藏品。

唐代崔氏白瓷盤，貝盧于1967年在法國拍賣行購回。

這些白瓷盤，沈家也有一模一樣的收藏記錄。它們通體類銀，瓷釉勝雪，足底均刻有草書崔字，是沈家代代傳下來的唐代邢窯白瓷珍品。可惜1942年后不知所蹤。

明代成套雕花琉璃茶器，貝盧于1971年從私人收藏家手中求得。

展柜里的琉璃茶器，配套的三只茶碗恰好是松、竹、梅的雕刻，像極了沈先生摯愛的歲寒三友藥玉茶具。只可惜1942年后，茶具遺失，他再也沒法一邊撫琴，一邊用最愛的竹紋藥玉杯品茶了。<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