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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柳主持人認真地詢問：「草野小姐，將來會選擇捧住莊重祥和的菊花或是想摘下清秀的寒梅呢？」

面對日本與臺灣的雙重國籍問題，剛滿18歲的草野茜該作何抉擇？

現場眾人屏氣凝神，靜待草野茜審慎的二擇一回答。

只見草野茜輕抿嘴唇，露出左臉頰的迷人梨渦后開口。

「我想…我想清唱一首歌。」

「嗯？」

不待主持人應允，草野茜開嗓歌唱，一開始的歌聲略微顫抖，之后猶如黃鶯出谷般的空靈歌聲使人心情感到寧靜祥和，飄渺歌聲中帶有一股說不出的強力勁道。

“雨夜花，雨夜花，受風雨吹落地；

無人看見，每日怨慼，花謝落涂不再回。”

直美反應機靈，雙手輕輕打拍子，其他團員紛紛跟隨節奏輕拍雙掌。大家萬萬沒想到草野茜忽然開口唱出一首臺語歌曲。

喜好歌唱的主持人白柳女士對這首經典歌曲印象深刻，草野茜唱了第一段之后，順勢巧妙轉為日文版本，并示意請主持人接續演唱。今天興致欲罷不能的白柳女士以其聲樂式唱腔接著演唱日文版本的”雨の夜の花”（雨夜之花）。

原作"雨夜花"乃臺灣音樂歌謠之父鄧雨賢于1933年譜曲并在隔年由周添旺重填詞的經典臺語歌曲。敘述該時一位純情女孩北上工作遇上愛人，卻被對方劈腿、移情別戀，痛苦不堪之際淪落至酒家服務的悲慘遭遇，隱喻一朵在黑夜里被無情風雨吹落的花朵，離枝斷葉，不幸失去一切、無法返回原鄉也難以在新天地好好生活的憂傷境遇。

鄧雨賢乃赴日學習音樂理論，初出茅廬的創作自然帶有濃厚日式風味，這首「雨夜花」就是相當標準的和式風格小品，曲調朗朗上口；可是大戰在即─山本五十六將軍明知大日本帝國無法戰勝，卻也無力阻止顢頇的帝國海軍向美軍挑釁，為了鼓勵日治時期下的臺灣人民勇敢從軍，日本政府遂將本曲在1938年改為"榮譽的軍夫"（譽れの軍夫），由粟原白也填上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新詞，并交由當紅歌手霧島昇演唱。

“紅色彩帶，榮譽軍夫，多么興奮，日本男兒。

獻予天皇，我的生命，為著國家，不會憐惜。

如要凋謝，必做櫻花，我的父親，榮譽軍夫。”

改編的軍國主義版本完全顛覆原曲既有的涵義與調性，鄧雨賢悲憤至極。

在1944年時，鄧雨賢不幸因病驟逝，享年僅37歲。

“雨夜花”在1942年再度被改編成同名歌曲”雨の夜の花”，由當時政府眼中釘的渡邊濱子女士演唱。她是日本的傳奇女歌手，一生灌錄1800多首歌曲，二戰時期演唱許多不被日本帝國接受的歌曲而一直遭到刁難甚或查禁，她卻仍勇敢傳唱反而在終戰之后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紫綬褒章」─用以表彰在學術、藝術和體育有卓越貢獻之人。

八零年代初期，由臺灣知名歌手鄧麗君在日本再度灌錄臺、日語版本而再度走紅。鄧麗君當時在日本頗有名氣，因此讓戰后新一代的日本人認識到這首經典歌曲。

然而當日本帝國于戰敗后撤出臺灣，反而來了一批更獨裁的中國國民黨，一樣是在中國徹底戰敗，卻帶著子彈槍炮「轉進」福爾摩沙，佔領這塊本該重新擁抱自由的美麗土地。

蔣介石和蔣經國統領的中國國民黨殘酷冷血，一個是好色軍閥，一位是冷酷情報特務頭子，短短五十多年，中國國民黨從敗戰破產軍隊變成全世界最富有的政黨，黨產從零變成四千多億臺幣！政黨高層及其后代個個富可敵國，可悲的是，竟然還有許多信徒相信中國國民黨能替臺灣帶來希望。

蔣經國外遇偷生下的后代孫子人生第一份工作就是立法委員，第二份工作就是躺著當選臺北市長，簡直令人匪夷所思。毫無任何人生歷練與工作經驗，卻憑藉被塑造的蔣氏光環與帥氣外表再登龍門，實屬舉世罕見的奇蹟。

「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要消滅他們的語言。」納粹頭子希特勒如是說。

蔣介石在敗掉中國江山之前，曾多次求助于希特勒，中國國民黨盡得二戰時期的納粹主義精華，在臺灣實施嚴厲的語言及思想管制，力道與密度更甚日本帝國。

獨裁統治下的臺灣籠罩一片白色恐怖，僅僅因為”雨夜花”這首歌曾被改編成日本軍歌，便遭到中國國民黨查禁，連帶使得”望春風”、”月夜愁”和”四季紅”三首經典臺語歌曲列為禁歌，這四首歌曲乃鄧雨賢著名的「四月望雨」大作。直到中國國民黨被人民不斷抗爭而被迫解嚴，此些被查禁歌曲或書籍文化才得以重見天日。

「原來這首歌曲背后藏著這么多故事，而且某家臺灣航空公司從2015年起，當飛機落地時，就會在機艙內播放『雨夜花』和『望春風』耶！」黑衣男子好奇之下，查詢歌曲的由來。「那個中國國民黨簡直比黑手黨、山口組還要可怕，而且二戰時竟然還向希特勒求援，豈不是把納粹當成自己的好伙伴嗎？」

「日本鬼政府也沒多好，都怪人民連自己的心和自尊都隨同經濟一起失落了。」

「下次去卡拉ok我也要唱這首歌。」黑衣男子信誓旦旦說道。

「宅宅，你會唱歌？」

「不會啊，今天晚上回家開始練唱。」

「求求你饒了我！快點繼續看下去。」

白柳女士興之所至把歌曲剩下部份一口氣唱完，小茜則是輕輕和聲，一曲唱畢，團員再度給予主持人熱烈掌聲。

「草野小姐怎么沒有回答問題，反而唱起這首老歌？」和藹的主持人并未因草野茜暫時忽略問題而動怒。

「我想知道這首歌到底是屬于臺灣歌謠還是日本歌曲呢？」

「這個嘛…」主持人皺起眉頭，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

「鄧雨賢先生當初如果沒有來日本學習音樂，就寫不出這樣的曲風，但這首歌曲卻又是描寫那時臺灣的社會現象，經過歷史上無法抵擋的洪流衝擊過后，由渡邊濱子和鄧麗君女士再度改唱，更賦予歌曲新的時代意義，現在日本和臺灣人都相當喜歡這首歌，可是已經沒有人去追問它的終極歸屬了。」小茜用話術避掉了敏感的「軍國主義」一詞。

她繼續述說：「我記得被譽為最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安部公房曾提過自己的處遇，好比『做為場所的悲哀』，曾經迷惘在中國東北滿州國長大的他，回到日本后陷入身分認同的矛盾，身心感到被囚禁般的苦痛，然而…」小茜頓了一下：「假設安部先生是回到一座只有自己的孤島，也許會感到無比自由。」

主持人露出心領神會的微笑，白柳女士深深明白小茜的話意：

是這個社會給予安部公房那種憂愁的認同矛盾感，明明是日本人卻在無法抵御的歷史洪流中被吞噬掉自己的身分認同。

「現在東京已經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之一，每天吞吐著各式各樣的人，在這里勇敢筑夢或找尋希望，甚至是重新展開自己的人生。日本製的商品與各種流行文化也散播到世界各地─包括我的出生地臺灣。和製大砲已經用另一種形式征服世界，卻沒能征服自己人。」

「喔？怎么說呢？」

「村上龍在《寂寞國殺人》里提到的國人欠缺認同自覺，我想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小茜沒有把話說得斬釘截鐵，實際上已經點出癥結所在。用兩位知名作家替自己背書，更是一道安全護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