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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小瑛跟粟本佑、喬老爺談話以后，心事重重，悶悶不樂。康秀蘭問她發生了什么事，余小瑛說戈家老爸不松口，還逼雙方廠領導出面做勸和工作，我已經回絕了，決不回頭。我不開心是怕連累我們車間領導。

康秀蘭見她嫁到戈家后心里一直不開心，這一回又受了這么大的委屈，既心疼又內疚。當初她如果堅持站在女兒一邊，也許就不會踏進戈家的門。如今女兒好不容易脫離苦海，回娘家養傷，自然應該當機立斷，與戈家劃清界線。康秀蘭說，別怕，戈家是鬼門關，不能再踏進去，媽支持你！

余順利一到家就催她勸女兒早點回家。“老待在娘家算個什么事？小夫妻打打鬧鬧是常有的事，哪家不是嗑嗑絆絆的，有幾家真鬧離婚？再說結婚不是小孩子玩‘過家家’，高興時‘入洞房’，不高興了一拍兩散。”

康秀蘭打斷他的話：“你不管女兒的死活，算什么男人？小瑛的手臂都被打斷了，你連一句硬話都不敢說，還想把她推回火坑，門都沒有！你怕你的上司，我不怕。”

余順利想著自己這個芝麻綠豆官當得很憋氣，說的話連老婆、女兒都不聽，怎么向戈澤其交待？戈澤其請他們夫妻吃過飯后，又來過兩次電話。他的口氣格外溫和，談的事也很冠冕堂皇，可是其中隱含的意思卻深不可測，讓余順利感受到毫無違背領導意愿的空間。

戈澤其在電話中說，市委堅決貫徹中央精神，改革開放搞現代化，要深入開展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從思想上、組織上撥亂反正，要辦一系列培訓班，平反冤假錯案。在文教系統，已開過平反大會，成立了專案組，重啟幾個歷史遺留案的調查，博物館的喬建一案就是其中之一。

在新形勢下，每個干部都要緊跟市委步伐，端正思想，積極投身于改革開放，迎接歷史大變革、大轉折的考驗，千萬不能當歷史的絆腳石。最近有個別干部逆潮流而動，發表不適當的言論，受到了嚴厲的組織處理。

戈澤其用和靄可親的語氣建議他主動積極配合專案組工作，實事求是反映情況，以事實為依據，法律為準繩，協助專案組早日給喬建一案定性。最后他委婉地希望親家公妥善處理好兒女之間的矛盾，讓余小瑛早日回戈家。

余順利的思緒長久停留在“組織處理”四個字上，他聽出戈副書記在提到這個字時的語氣格外沉重，那背后隱含的意思是多么耐人尋味，他深深地悔恨自己這一生全都毀在這四個字上。

余順利的腦海里翻騰著十年前一幕幕心蕩神搖的場景，浮現出一個綽約多姿的身影，正是從那些心猿意馬的日子開始，余順利為了避開“組織處理”，聽從“好心人”勸告，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木偶，被人用線牽來牽去，不能自主。一步錯，步步錯哪！

原本當維修鉗工時上班拚命干活，下班后一只杯子、二兩小酒、三兩花生米，晚上抱著老婆一覺睡到大天亮的無憂無慮、自由自在日子再也一去不復返。不僅如此，連自己女兒的婚姻大事也不能作主，被迫聽從戈副書記的暗示，掄起無情的大棒，硬生生把小瑛和周國良這對鴛鴦打得各飛一方，葬送了小瑛的幸福，也葬送了這個家的平靜、安寧。唉！本就是普通工人的命，平白無故地當什么官啊？

余順利無法把內心隱痛向家人傾訴，只能忍受康秀蘭和小瑛的責怪和白眼，此刻，戈親家又逼著他把好不容易掙脫魔爪的女兒趕回去繼續受苦，余順利再也無法忍受內外夾擊、急火攻心，只覺得眼前一黑，暈了過去。

余順利醒來時已躺在醫院里，天底下居然會有如此湊巧的事情，他睡的地方竟是小瑛數月前睡的同一張病床！

醫生說他得的是急性肺炎，住一個禮拜就會好的，別擔心。其實余順利巴不得在醫院里多住幾天，把煩心事拋在一邊。

來探望他的人絡續不絕，博物館的同事輪流值班。機床廠的人也來了不少，都是余小瑛的好朋友。喬正清代表裝配車間去探望余順利時，他的態度不冷不熱，面部毫無表情，眼睛躲躲閃閃，連同去的許慧都看出來了。

許慧問喬正清是怎么回事，喬正清道：“我也不知道，也許是為小余的事有不同意見吧。”

許慧道：“小瑛姐再也不能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喬正清道：“小余也很為難的，戈家是大干部呢。”

許慧道：“那怕啥？戈家理虧在先。”

喬正清沒再說話，他在想著一件事：父親死時，周建興和余順利都是宣傳隊員，他們跟父親渾身傷痕及跳樓有什么關系？

喬正清去探望余順利時，照顧余順利的是博物館的一位女同志，四十歲左右，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她見探望的人都走了，便關上病房的門，迅速湊近余順利，伏在他身上親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