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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頡為了平定“我大清”而恢復定遼五衛，無形之中得罪了遼西豪族祖大壽及其勢力。但他靠劫富種地養兵援助遼事，并不跟別部爭攤朝廷的軍餉，得罪再多權貴也抓不到打壓定遼衛的把柄。

只要天啟帝帝不早死，祖大壽想滿門皆榮可沒這么容易，那還得看袁崇煥能不能當上薊遼督師，王之臣借楊頡的分析正是為了替代袁崇煥在遼事上的主導權。

目前袁崇煥只以正三品按察使的官職主持遼事，如果不是年初的寧遠大捷、王之臣不是之后接替免職的高第出任遼東經略，現在主持遼東軍事的應該是王之臣，袁崇煥得聽從王經略的意思去做事。

現在袁崇煥有功在身，就遼東經略職的王之臣無法跟他爭奪兵權，有了楊頡這些公析，再借政治上跟中央保持一致，他想主持遼東軍事的路程可能縮短些了。

楊頡在王之臣眼里是一位從失地遼東逃回明境的異人，受盡了東林黨人王化貞禍國失地之苦而一無所知，卻能清晰地洞察了東林黨從腐朽無知、結黨營私，最終會讓大明重蹈兩宋亡于黨爭的覆轍。

王之臣擔任遼東經略不過半年，原準備借此職位一展守土滅金、揚名天下的遠大抱負。可在任上要權沒權要兵沒兵，被安排在山海關內賦閑讀書，楊九如的到來無疑點亮了他仕途的一盞明燈。

王之臣對軍事戰術上的事情懂得得不多，但對政治上時局上的事情懂得的很多，加上楊頡在遼事戰略上的見識、明末與兩宋之亡的借鑒，就把目前大明朝堂和遼東軍事的實情分析得清清楚。

南宋最終沒有收復失土這一事實，跟目前大明無法收復遼東失土的情況一模一樣，不是朝廷和遼民不想收復失地，而是中原百姓和邊關文武不愿收得失地。

百姓不愿收復失地是因為連年來龐大的遼餉，結合天災**已到了不堪重負的地步。邊關文武不想收復失土就和當年李成梁養虎為患的意圖一樣，就是為了軍功和世世代代的富貴，，，

其次闡述了聯結蒙古，合作抗金的戰略依據，又借鑒了兩宋之亡兩次錯誤的外交政策與戰略措施，堅決反對袁崇煥與金謀款保一時安寧的錯誤想法和行為（準備派游僧前去沈陽吊唁努爾哈赤一事），這樣做的唯一結果就是把蒙古諸部推向建州奴一方。

接著大談遼東歸人，前楊紹勛之孫楊頡的功績與睿智見識，墾荒復衛的重要性和意義，眼前只有遼東難民的利益跟朝廷和明皇室的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只有他們才最愿意用性命去換回遼東二十余衛的大明失土。

最后王之臣分析了朝廷的黨爭，對東林黨人一旦得勢，所造成的江南世紳在稅收上的流失作了一次全面分析，最終必會副迫無存立錐之地百姓的廣泛民亂，，，

所有這些都是與遼民楊頡深談之后所寫出的上呈，楊頡公子對“魏九千歲”為華夏之孫、為大明社稷所立建立的歷史功勛敬佩不已。并預估魏大人一旦失權，軍餉軍糧的供給定會出問題，會引起某些軍衛的兵變，提請今上有所警覺。

楊公子還建議江浙兩地“商仕”須從廟堂君側清除出去，并言高祖立國之初便有不重用江浙仕人的陳例，貪圖享樂、重利輕國是江浙商仕近千年來形成的陋習云云。

魏忠賢是位被仕人所歪曲了的歷史人物，特別是看似激進的東林黨人，他們屬于萌芽狀態資產階級的代表，所持利益相背于明末時期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是造成明亡清興的歷史成因之根本。

魏忠賢固然有私心，還是位教育程度極低的宦官，但他的利益來自于皇權，再怎樣禍國也不會侵害大明皇室的利益。魏忠賢的閹黨是明末唯一與皇室棄存保持共同利益的政治集團，到了崇禎時期王承恩的閹黨集團在關鍵時刻卻不愿助餉調兵抗賊。（當初想調吳山桂入京勤王，吳襄老賊曾向崇禎帝開口一百萬兩軍餉，而皇室砸鍋賣鐵也湊不足二十萬兩。民族之可悲，國家之可憐，仕人之可惡，國人之可鄙…　…）

除了魏忠賢還有天啟皇帝朱由校，他同樣是個被歷史所歪曲的聰明人，更不是后世所傳言中的文盲。他重用閹黨集團也是不得已的事情，明末時期已沒有一個政治集團與大明皇室利益保持高度的一致，而文仕集團才是歷盡風雨而不倒的政治集團。

聽完王之臣的奏報，天啟帝陷入了一陣長考，而后幽幽問道：“楊頡趕不上今年的秋考了罷？他還是名白身，，，”大明科舉三年一試，前一次京試去年才舉行，想參加下一界科考，今年楊頡得弄到秀才身份才行。

魏忠賢立刻明白了朱由校的意思，笑道：“如今才八月，讓楊頡復了籍，在山海關衛學參加縣試還來得及。”

“嗯，，定遼衛的衛學朝廷就不要再建了，那里的出來的遼東學子，想參加科考的都歸入山海衛學，給山海衛增加一縣之額。呵，為升官發財的子弟不招，這科考舉試制度是得改改了，，，”

“這可不是件容易事，楊頡這樣辦學，可把天下讀書人都給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