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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峰他有找到了一本文化困境這本書！但這本書里面還講二十世紀的事情！林峰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無人領導改革！

一個宗教盛行久了以后，必然會產生一些糟粕與包袱，所以常常必須注入新血輪或加以改革，才能使它適應時代而歷久而彌新，也使它的理論及傳教方式，愈來愈完善。舉例而言，佛教由創立于印度，而能成為今日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實是不斷的攝取別人的長處以為己有。小乘的佛教倡無常、苦、空、無我，是以出世為主的宗教；到了大乘，傳入中國后，受到中土文化影響，大量吸收魏晉玄學的道體論思想，開始轉變而主張常、樂、我、凈。到了唐代，又轉而為崇壇好祀的密宗，深入于凡民求財治病的平常生活中。到了民國后，西風東漸，傳統社會產生了極大的變化；佛教的太虛法師便在民國二年，大力倡導佛教革命，從教義、組織、財產等方面著手，主張人間佛教，擺脫了佛教只重出世（死人）的宗教，轉而為活人的宗教。這些轉變雖逐漸使得佛教成為非佛教的佛教，在當時也都招來了強大的反對與爭斗，但卻使佛教因此而能生存下去。太虛的佛教革命，對佛教的貢獻不可謂不大。現在詳加說明于下：

太虛生于清光緒十五年（1980）十二月，十六歲出家。在清末民初時，當時的社會巨變，西洋風潮大量涌入，達爾文進化論盛行，太虛學佛之余，深感社會民俗的巨變，也領悟到佛教改革的必要。清末之時，太虛即常與革命黨人相往來，民國成立后，太虛便主張佛教革命，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太虛于上海八指頭陀追悼會上倡導：

「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組織革命，二財產革命，三學理革命。」但這樣的主張，卻被當時的《佛學叢報》丑詆為妄人邪說，視之為陷害釋迦牟尼的提婆達多；文云：「太虛和尚演說：佛教宜革命有三：一組織革命，二財產革命，三學理革命。……本報按：佛教革命之名詞，發現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說耳！若大庭廣眾之間，明目張膽，放言高論，則未免肆無忌憚矣！然即如某僧演說，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條財產問題，尚有討論之余地。若第三條之牽涉學理，竊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達多從地獄復起不可！至第一條之組織革命四字，則不但無理由之可言，且并邏輯亦不可解矣！」[3]

太虛的改革主張，雖然一開始即遭受到來自佛徒自身的攻擊，但太虛依然不變初衷，陸續于《佛教月報》發表《致私篇》、《宇宙真相》、《無神論》等文章，否定造物主，也否定靈魂說，以為「無神即無造物主，亦無靈魂，而一切皆以無為究竟者也。」太虛將佛教看做是無神論之宗教，而「無為」一詞，用的更是道家語。可以看出在教義的解說上，太虛和傳統說法是有所差別的。太虛更在民國四年（公元一九一五年）撰《整理僧伽制度》，所建立的佛教組織架構，頗類似西方天主教組織模式，主張政教分離，「分教所、教團、教籍、教產、教規，分別為之議制度，實行集產制。」并撰《人乘正法論》將佛教的五戒十善做為在家信眾的道德規范，擬以此深入民間，改良社會。逐漸把佛教出世間變成世間化。民國九年（一九二0年）二月，太虛創辦的《海潮音》雜志創刊號開始發行；《海潮音》雜志為佛教的重要刊物，太虛利用它來倡導自己的改革主張，曾用本名或筆名在此刊及不同的刊物上發表文章。太虛本人培養出不少學生，其學生也感染了太虛的革命熱忱，為了要達到改革佛教的目的，不斷和當時廣大守舊僧眾相斗，其間不惜語出偏激之言。在太虛所轄的佛化新青年會發動激烈的改革運動時，曾對印光等類的傳統僧人，散發傳單，予以攻擊，并稱印光為「第一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