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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御史大夫的人選。秦懿自殺后，御史大夫之位空缺，老皇帝曾屬意的巡察御史白紹川也因“太子逆案”身故，一時間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但既然立了太子，就必須要將新朝的班底打扎實，新皇帝才能坐得穩。

新丞相崔憲是“京晉望族”、新晉外戚，老太尉是“清流派”、開國功臣，這位新的御史大夫不能是這兩派之人，否則三駕馬車就會面臨失衡的風險，這是老皇需要要考慮的一個因素。另外一個因素是，御史大夫掌管著監察御史和巡察御史兩院，負責全國吏治，責任重大，所以又必須是有名望、有擔當、有能力之人來擔任。而同時具備這兩個條件之人卻是少之又少，考慮再三之后，他征求了新太子的意見——其實就是讓他提拔自己的心腹。

出乎老皇帝意料的是，新太子劉彥釗沒有趁機提拔崔氏一族或者與之有姻親故舊關系之人來擔當重任，他推舉的竟然是早已退隱多年的原太常卿、前太子少傅趙扶稷。趙氏是“恒陽望族”，與崔氏這個“晉原望族”還是有些區別的，而且趙扶稷也曾蹲過前霄權宦的大獄，性格、經歷、背景與故御史大夫秦懿頗為相似，所以由他擔任御史大夫一職，倒也算合乎情理。不過這位趙老先生畢竟年事已高，當此重任難免有些力不從心，因此劉彥釗又推薦了幾個精明強干又無甚背景之人充當其助手。對此老皇帝不假思索一概準奏。

這最后一個人選就是大將軍，這個人不直接參與朝政，但卻是最為關鍵之人，因為他手里掌握著天下兵馬，是拱衛新皇帝、新朝廷的重要保障。“晉原舊部”是劉義臻起家的資本，他當然要從這群老伙計中挑出合適的人選來擔此重任。

起初這個人是周綽，他熟識軍務之余，頗有全局觀，這一點就比李元疾之類的戰將強上很多，只可惜他是前太子劉彥鋒的黨羽，“太子逆案”之后就被貶為武狩郡守，很難相信他會全心全意擁戴新皇帝。因而這個位置就落到了李元疾的手里，這位當世名將雖然不諳政事，但對老皇帝忠心耿耿，在新太子的人選上也沒有明確的傾向性，可以確保帝位的順利傳承。而且提拔他為大將軍還有一個好處——李元疾在軍中的威望極高，此舉可以大大地提振軍隊的士氣和忠心。

老皇帝劉義臻的煩惱解決之后，新的煩惱就留給了新皇帝劉彥釗。

首先就是這位丞相崔憲，謹小慎微是好事，但這位丞相卻謹小慎微過了頭。劉義臻提拔他到這個百官之首的位置是想讓他好好統領百官輔佐新皇帝處理政事，但這位丞相大人在劉彥釗剛剛繼位之時就提出辭呈，這令新皇帝有些哭笑不得。

劉義臻將崔憲放在丞相這個位置上，就是想讓他幫劉彥釗盡快掌握朝廷政務、豎立新君威信，以便新皇帝可以盡快坐穩江山。然而活還沒開始干，這位丞相大人就先撂挑子不干，而且理由非常地“為江山社稷長遠計”——鑒于前霄外戚干政的慘痛教訓，身為外戚的崔憲不應擔當“九卿”以上的官職，因此提出辭呈。

無奈，既然老爺子提出辭呈，身為晚輩的劉彥釗哪有不批準的道理，但在批準之前還是得幫忙做一件事——將“三公”變為“六公”就是劉彥釗假借崔憲之手做的，而且這一手做得非常漂亮，令朝野上下對新皇帝刮目相看。

第二個煩惱就來自于新任御史大夫趙扶稷。按說這位老大人不該給新皇帝添堵，但他實在是老了，沒有那么多精力花在政事上，實際上御史監察院的事情還是由劉彥釗當初推薦的那幾個人來主持。但他們名望低、經驗少，縱然有滿腔的忠誠的熱血，無奈才一、兩年的時間里就將京中官員得罪光了，劉彥釗為保住這些人不得不將他們派到地方任職。而在這過程中，趙扶稷竟然沒有盡到一絲主官的責任，簡直將這個“虛職”做到徹底了。

第三個煩惱來自于當世名將李元疾。李元疾在劉彥釗剛繼位之初盡心盡職起到了保衛新政權的作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身為“戰將”的局限性就暴露無遺。朝堂軍議上，但凡朝廷政策與邊關駐軍有所沖突的問題，他毫無例外地站在邊關駐軍的角度為他們辯護，而絲毫不考慮朝廷的難處，甚至為此不惜與眾多文官當庭爭辯——譬如此次關于“朝廷馬政”的御前會議——使得他與文官間的關系極不融洽。

由于這一點，不得不使劉彥釗的視線重新轉向原大將軍周綽，本想著將周綽提拔為安西將軍會令李元疾有所警覺，但這個脾氣執拗的名將仍然不知收斂，依舊我行我素，結果只是招徠更多非議和新皇帝的失望而已。

然而這三個人帶來的煩惱都不是劉彥釗需要迫切應對的，因為最大的挑戰來自于輔政大臣中的最后一位——老太尉楊坡，原名“楊彥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