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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的建寧元年,也即是公元月25日黎明,東漢國都洛陽的百姓大多已經開始了一天的生活,在深邃的皇宮內,年僅十二歲的當朝天子——被后世稱為漢靈帝的劉宏也像往常一樣,剛起床就騎上驢,牽著狗,在一群宦官和宮女的嬉笑簇擁中迎來了新的一天。
皇帝優哉游哉的生活與險惡的朝廷局勢形成鮮明的反差。
洛陽皇宮主分南北兩宮,總面積超過一百平方公里,從空中俯視呈一個巨大的呂字形。北宮多為皇帝寢殿,南宮主要供皇帝和群臣朝賀議政。北宮南面的朱雀門(及兩個側門)各自對應南宮北面的宣武門(及兩個側門),其間以并列三條長約七里的通道相連。中間的通道最寬,是專供皇帝通行的御道,群臣則只能從兩旁的側道行走。
此時,就在其中一條側道的北端,也就是北宮朱雀門旁的側門內外分別駐扎著兩撥軍隊,他們個個劍拔弩張,遍布血絲的雙眼透出殺氣,全都惡狠狠瞪視著對方。
守在宮門外的,是由大將軍竇武(外戚)率領的數千皇城禁軍;守在宮門內的,則是由黃門常侍王甫(宦官)率領的千余名皇城禁軍。
東漢自第三代皇帝漢章帝(公元1世紀)開始,外戚(皇帝的母族、妻族)的權力就越來越大,到建寧元年這一百年中有多個外戚把持朝政。然而,只要外戚一上位,最后總難逃被宦官滅掉的命運,權力很快又傳到宦官手里。宦官因為生理缺陷和背景低微,即便到手的權力也不具備傳承性,等這茬官宦死絕,下一代外戚又會冒出來掌權,如此周而復始。于是,外戚與宦官輪流坐莊便成了定式。漢靈帝時,竇武成為外戚領袖,他與宦官的權力斗爭歷經數年,終于不可避免地爆發武力沖突。
雖然竇武的兵力強過王甫,但王甫手里卻擁有一個強力道具——指控竇武謀反的詔書。毋庸置疑,這封詔書是宦官偽造的,即為矯詔。可這內幕對于底層士兵來說實在太過深奧,他們當然無從辨別真假,腦子里只明白一個道理——詔書大過天。
借著詔書的威懾力,竇武軍士氣持續跌落,到中午時分終于崩盤,全軍一哄而散。而另一邊,王甫見自己掌握住絕對優勢,遂率軍沖出宮門,將孤立無援的竇武團團包圍。
竇武心知再無力扭轉乾坤,當場拔劍自刎。竇武一死,其政治盟友——太傅陳蕃也被緝拿,當天晚上就被害死在獄中。當時,宦官集團被世人稱為“濁流”,士大夫集團稱為“清流”。竇武和陳蕃正是兩位最大的“清流”領袖。
其實早在一年前,即公元166年,士大夫集團就被宦官集團搞垮過一次,當時有兩百多名士大夫遭到罷免,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黨,指代士大夫集團;錮,指禁止士大夫當官參政)”。而后,竇武和陳蕃力圖扳平局面,連連向宦官發起攻勢。不想公元168年爆發軍事政變,竇武和陳蕃身首異處。兩位士大夫領袖一死,宦官更加肆無忌憚,馬上又發動了第二次“黨錮之禍”,致使一百多個士大夫遇害身亡,六七百士大夫遭終生禁錮。
究竟什么人能稱為士?
士這個階層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時代。士人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其地位介于卿大夫(輔佐國君的官吏)之下,庶民之上。到了戰國時代,由于社會環境的變遷,越來越多的士人開始涉足政治。那些做了官的士人逐漸和卿大夫融合,被稱為士大夫,而累世為官的士大夫家族,則被稱為士族(也稱為世家)。
與士大夫、士族相對應的,則是庶民、寒門。
不過,即便是庶民,通過努力讀書和良好的品行也能晉身士人,若逢時運得濟踏上仕途,歷經兩三代后,其家族就可以脫離寒門,正式跨入士族行列了。
東漢末年,由于接連爆發兩次“黨錮之禍”,本應在政壇占據主導地位的士大夫迫于嚴酷的現實不得不向強權低頭,再度進入蟄伏與沉寂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