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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資治通鑒》的記載“上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丈。上重有崐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虎、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板、黃篾等數千艘，**、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司供奉之物，共用挽船艚、八棹、艇舸等數千艘，并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雖然《資治通鑒》一書對于楊廣的很多事情尤其是“劣跡”有著夸張放大的習慣，但是也能說明一點就是楊廣的巡視排場確實蠻大的。

龍舟船隊不僅數量龐大，而且規制特別，用工精致，各色船只如舟、航、舫、舸、船、艙、艚等在形制、功用、大小、花色方面均有明顯區別。舟和船是古代對水上航運工具的通稱，但一般來說，舟乃尊稱，船乃俗稱。龍舟船隊中冠以舟者，都是皇帝、皇后、妃嬪、貴人、美女、夫人乘坐之船；而冠以船者，則為一般官吏士兵所乘，其規制有明顯的不同。航，一般指方形的船，或兩船相并而行之船。舫，原指竹木筏，后用以稱呼船，一般也指兩船相并。舸，一般指大船，但后來可用來稱呼小船。艙，也是一種大船，楊廣船隊中的艙是用來裝載“羽儀服飾、百民供奉之物”的，則其規制當然不會小。艚，既用來稱呼貨船，也指一般戰船。艨艟又稱“蒙沖斗艦”，則是一種典型的戰船，其形制外狹而長，用以沖突撞擊敵船。舴艋是一種小船，形似蚱蜢之狀，也用以作戰。楊廣為巡游江都在不到半年時間內制造了大大小小形制不一的多種類的船只，龍舟鳳艏貨船戰艦，琳瑯滿目，其數量之多，規模之大，制作之速，在中國古代造船史上，實屬罕見，這也顯示當時造船工人的聰明才智和當時造船業的高超水平。當然，船工勞役之苦，亦可想見。

楊廣乘坐的龍舟，規制巨大，豪華至極，堪稱水上宮殿。但是絕對沒有《大業雜記》與《資治通鑒》中記載的那么龐大，甚至豪華。《大業雜記》關于龍舟記載：“其龍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

其實《資治通鑒》關于這個的記載全都是以《大業雜記》為原本的，只是《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比編《大業雜記》杜寶更為仔細罷了，也可以認為杜寶沒有學好數學。司馬光他在看到杜寶記載的這一組數據時便發現了問題：長200尺，相當于現今60米，闊50尺，相當于現今15米，就算沒有走廊之類的，總共也只有900平方米面積，中間兩重160間房，平均面積也只有11.25平米，如果減掉一些走廊之類的什么多余空間，這樣房子就有點小了，不是嗎。于是發現問題的司馬光在偷笑之余果斷地在到《資治通鑒》編纂的時候，把數據改為：長二百丈，房百二十間。他們之間的數據的隨意編寫都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實際上的數據，只能通過想象他們心目中的昏君楊廣來想象龍舟的大小，這樣他們不同的人造出來的數據都存在著矛盾，而且還相互矛盾。

至于楊廣當時龍舟的大小是可以根據當時楊廣南下的河流寬度能推測出一二來。當時楊廣南下的專用水道的瘦西湖是只有八九米寬的樣子，如果龍舟要在水面上行動自如的話，那么龍舟的寬度只能在六七米的樣子。這只能說是前無故人但絕不能說是后后無來者的。

話說楊廣南下的隊伍在通濟渠上，“舳艫相接二萬余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楊廣命武衛大將軍郭衍為前軍，右武衛大將軍李景為后軍負責沿途保護船隊，河道上千舸競發，兩岸彩旗招展，這一幕與千年前楊廣的偶像秦始皇的南巡隊伍一樣威武雄壯至極。南巡船隊和兩岸士兵總計有二三十萬人，他們像一股洪流滾滾而來，沿新修的運河徐徐東南行，為供給這么多人的食宿生活，沿途民眾苦不堪言，據記載楊廣命令“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輦”，極水陸珍奇，勞民傷財。佳肴豐盛，“**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浪費極大，獻食從役者每天都在十數萬眾，以致沿途騷然，農事拋荒，民不得安居。這雖然有很大的部分是夸大之辭，但是幾十萬人的隊伍突然出現對當地來說影響肯定是蠻大的。

站在船頭的楊廣某天突然詩心大發，寫下《泛龍舟》描述其巡行船隊：

舳臚千里泛歸舟，言旋舊鎮下揚州。

借問揚州在何處，淮南江北海西頭。

六轡聊停御百丈，暫罷開山歌棹謳。

詎似江東掌間地，獨自稱言鑒里游。

侍臣虞世基及其弟虞世南亦寫有《奉和幸江都應詔詩》，虞世基詩有“澤國翔宸駕，水府泛樓船”詩句，虞世南詩有“安流進玉舳，戒道翼金吾”等詩句，都是描述巡游隊伍的。當時隋君臣上下對巡游盡是一片贊揚之聲，根本不像后來的一片謾罵之聲。這也難怪，中國文人嘛歷來都是一個應景的。

就像后來的唐人對于楊廣的南巡人亦有大量詩篇進行著力的描繪，但是唐人與隋人不同，唐詩并不是贊美龍舟船隊的壯麗，而是惋惜與批判楊廣此行的荒唐。寫的最著名的是大詩人白居易的《隋堤柳》，可謂傳誦一時。當然，白居易指斥楊廣巡游江南不只是指大業元年(605)這次，而足三次南巡江都合在一起批。請看：

隋堤柳，歲久年深盡衰朽。風飄飄兮雨蕭蕭，三株兩株汴河口。老枝病葉愁殺人，曾經大業年中春。大業年中煬天子，種柳成行夾流水。西自黃河東至淮，綠陰一千三百里。大業末年春暮月，柳色如煙絮如雪。南幸江都恣佚游，應將此柳系龍舟。紫髯郎將護錦纜，青娥御史直迷樓。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上荒下困勢不久，宗社之危如綴旒。煬天子，自言福祚長無窮，豈知皇子封酅公。龍舟未過彭城閣，義旗已入長安宮。蕭墻禍生人事變，晏駕不得歸秦中。土墳數尺何處葬？吳公臺下多悲風。二百年來汴河路，沙草和煙朝復暮。后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樹。”

詩中，白居易極盡渲染，將前朝大興土木修鑿大運河，在運河兩畔廣植柳樹，夾岸柳綠桃紅的旖旎之景象發揮到極至。用一句“海內財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淋漓盡致地把楊廣奴役民眾、揮霍財富的驕橫，以及百姓哀號遍地、民不聊生的苦難烘托出來。詩句義正辭嚴，發人深省。在詩人筆下，“大業年中煬天子”成了個徹徹底底的大昏君。

細細想來，歷史是神奇的，楊廣他一生只下了三次江南，就被后世多少代多少人說成驕奢淫逸，禍國殃民；而六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卻是風流倜儻的楷模，留下無數逸聞故事娛樂民間，更是兩岸四地影視作品的大熱門，且屢演屢贏，屢贏屢演。如果詩人白居易出生在乾隆朝以后，不知道他對于與楊廣南下相比有過之而不及的乾隆南巡是像清朝詩人汪沆的“垂楊不斷接殘蕪，雁齒虹橋儼畫圖”的獻媚還是一樣義正言辭呢？這不僅僅是白居易與汪沆的悲哀，而是中國人的悲哀。因為中國人都是以最后的成敗去討論某個人的過去，于是會產生許許多多的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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