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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于圜墻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報任安書》

杜周的狠手，并未讓司馬遷屈服，他拒不認罪。

他堅持認為自己只是據實而言，沒有誣枉他人，更沒有為李陵開脫，功就是功，罪就是罪，拳頭和刑罰改變不了事實，縱使他死在牢里，事實還是事實。

面對這樣的人，杜周也沒有辦法。他知道皇上的話只是氣話，皇上年紀大了，頭腦發昏的時候多著呢，也□□天他就后悔今天的氣話，而且司馬遷這個太史令，雖說位高，卻不實用，所以杜周的對策是司馬遷可以不認罪，但得留獄觀察，以觀后效。

當所有人都慢慢接受了李陵投降的事實，且劉徹也開始后悔沒有發兵去救李陵的時候，一則消息又惹惱了劉徹。那消息稱李陵帶著匈奴兵攻打邊關。劉徹對李陵的希望變成了徹底的失望，他怒吼，族誅，殺，給我殺。

李氏一族被清理的干干凈凈。這次殺戮也徹底斷絕了李陵的歸路，盡管后來證明領兵攻打漢境的是另外一位降將李緒所為，但李陵聽說族人被殺，只能死心塌地接受匈奴單于的封賞，并在匈奴娶妻生子，李陵與衛律，一內一外，輔佐匈奴單于。

司馬遷倒霉透頂了，他受到了牽連，死罪用不著杜周判決了，因為劉徹已經開了口。死罪雖說鐵板釘釘，不過，司馬遷要想活著，仍然有選擇。

他因言獲罪，非十惡不赦，而且有著士大夫的身份，所以他仍然面臨著兩條路可走。一是以錢換命，以大量的錢換一條命。

這條路看似是最好的一條路，有很多有錢的大人都這么走過，最后都像爺一樣地走出了詔獄。司馬遷也想走這條路，可他走不了，因為他沒有足夠的錢，更沒有可以出的起這價碼的朋友。走這條路的折磨，對他來說，還不如給他一刀來得痛快。

那么只能選第二條路，腐刑（割鼻或宮刑）。這條路也是一刀，只不過與脖子上的一刀，它們位置不同，受了這一刀，就得帶著屈辱茍活余生。但是，司馬遷又非受這一刀不可，因為他，還有他的使命。

司馬遷十歲苦讀，二十歲游歷天下，遍訪先人事跡。他的父親，前任太史公司馬談在臨終前給他留下遺命，要他續寫春秋。司馬家族自周朝開始就為史官，傳至司馬談，他早有要為司馬家為后人留下一部彪炳千秋的史冊，為此，他已經收集了幾十年的資料。

司馬談死后三年，司馬遷繼任太史令，當一切準備就緒時，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正式動手編撰巨著《史記》。

時過五年，他卻身陷囹圄。家族的遺命？腐刑？孰輕孰重？

司馬遷想了很多，有時連吃飯睡覺都忘記了，家族的遺命無疑是最重要的，可要讓他以一個閹人之身活著，如此辱沒祖宗的屈辱，他的余生是否能承受。

或許我可以選擇一刀死在這里，讓自己的兒子繼續著自己的遺志。可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難道我要像鴻毛一樣地死去的？不行。我司馬遷，定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司馬遷輾轉反側地思考和抉擇。終于，他站了起來，叫來獄吏，堅定地走到他的跟前。當他說出他的決定，獄吏們都笑了，笑聲中充滿了嘲諷。你的骨頭雖然硬，但你始終是個怕死鬼。

司馬遷他歷此一劫，卻更明白了自己人生的價值所在。司馬遷已經不是個完整的男人，但他卻在牢里完成了人生的蛻變，從他接受宮刑的那一刻起，他已經是個完整的思想家，歷史家。

他看清了劉徹的面目，看到了帝王的心，看到了殘酷，看到了陰暗，看到了弊端。這已足夠。

不虛美，不隱惡成就了《史記》的輝煌。

三年后，太始元年（前96年），太史公逢大赦出獄。

征和元年（前91），太史公任中書令。

征和二年（前90），太史公55歲，史記完成。

征和三年（前90年），太史公長眠老家夏陽。

史記留傳至今，我想，他不僅僅留下了三千年的歷史，更留下了一種寶貴的精神。

劉徹的日子這些年不好過。

連年用兵加上揮霍無度造成國庫空虛，財政十分緊張，而且酷吏當道，弄得雞飛狗跳，民怨升騰。

有些貧苦邊遠地區盜賊群起，成了劉徹心窩中的螞蟻，攪得劉徹心煩意亂。為了把盜賊澆滅在萌芽狀態，他為此發明了又一個法律，此法名為沈命法。

沈命法極具殺傷力，他規定某地區如果出現盜賊沒有發覺，或者發覺后沒有及時剿滅，地方兩千石以下官員全部誅殺，連根草都不留。

此法一出，那些官員還不是玩命的清剿。如此，劉徹還不放心，為了監督地方官員搞治安工作，特地任命一些御史，身著繡衣，下到地方充當欽差，人稱繡衣御史。

也有一些心腸比較好的官員，如暴勝之，繡衣使者王賀。暴勝之做郡守的時候，為了追捕盜賊，他手持板斧，威震州郡，別看他提著板斧搞治安，卻從不以殺人為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