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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瑾帶著沈睿，曉行夜宿，饑餐渴飲，一路前行不止一日，來到汴口。汴口位于黃河北岸，是大運河第二段通濟渠的起始點。

大運河共分四段。第一段是廣通渠，引渭水從大興城（長安）到潼關，長一百多公里。

通濟渠也就是汴水，從大業元年開鑿，從洛陽西苑引谷水、洛水到黃河，再從板渚（今滎陽縣東北）引黃河水東南流，經成臬、中牟、開封、陳留、杞縣、寧陵、商丘、夏邑、永城、宿縣、靈壁，到盱眙北，達于淮河。

同年，隋煬帝又征發淮南民夫十多萬人開通山陽瀆，引長江水經揚子（今江蘇儀征縣）到山陽（今江蘇淮安縣）與淮水通，通濟渠連同山陽瀆，全長一千多公里，成為溝通黃河、淮河、長江的重要通道。

第三段是大業六年（公元610年）開的江南運河，從京口（今江蘇鎮江）南至余杭流入錢塘江，全長四百公里。第四段是大業四年（公元608年）開的永濟渠，引沁水東北通涿郡（今北京）。可見，無論從規模、長度或從地理位置上講、通濟渠在整個大運河系統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通濟渠在唐朝以后稱汴河。通濟渠到元代才湮塞，《開封府志》卷五《汴河》：“隋大業元年，開通濟渠，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樹以柳，名曰隋堤，一曰汴堤。宋定都汴梁，汴水穿都中，有上水門、下水門，歲漕江、淮、浙、湖之粟六百萬石達京師。常至決溢，設官司之。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黃河決，始淤塞。舊府治南有汴梁故跡，即其地也。”

通濟渠連接了黃河與淮河，貫通了西安到揚州，作為中華帝國最鼎盛時期的交通大動脈，“樞紐天下、臨制四海，舳艫相會、贍給公私。”歷經隋、唐、五代、宋、遼、西夏、金、元八個朝代，通航了720年。唐建都長安、洛陽，北宋建都東京（開封）都依靠這條運河運輸江南的糧食和各種貢品。

《宋史.河渠志》載：“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吳下之財富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唐每年漕運糧食400萬石至長安、洛陽，宋代每年運糧600萬石至東京，是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南宋與金對峙時，南北交通斷絕，汴渠堙廢。

汴渠取水于黃河，由于黃河流勢經常發生變化，只能采用隨勢開挖引河以滿足取水要求；在汛期要堵塞汴口，以免泛濫成災。由于隨水引入泥沙，汴渠內不能建閘堰工程，每年要組織大量勞動力疏浚。

為減少疏浚工程量，曾以鋸牙、木岸等建筑物束窄河床，加大流速，沖刷泥沙。由于不能解決泥沙問題，北宋時汴渠已成為地上河，防洪問題突出。為此，經常加固堤防，還要建造泄洪斗門和設置滯洪區，組織維修專業隊伍，完善防洪搶險的組織和物資準備，健全管理制度。

元豐二年(1079)開清汴工程，堵塞了黃河汴口，在洛河入黃處建攔洛壩，引水沿新開引水渠入汴渠，以含沙量較小的洛河作為汴渠水源，并對補充水源、防洪、與黃河的通航和河道整治采取了相應的工程措施，使汴渠的航運條件產生根本性的改變，可惜只用了較短的時間就廢棄了。

雖然因為黃河的泥沙入汴河，汴河河床逐漸抬高，成為了一條地上河，但是因為在漕運之中的重要作用，一直不能被舍棄，朝廷只能一直花費大力加以疏浚。

因為時代的發展，航運因為種種優勢成為大宗貨物運輸和百姓出行的首選。汴口作為一個重要的中轉站，也極為繁華。

李瑾和沈睿前進的方向其實不完全是東北方向，只是向東略偏北一點，大致是沿著黃河北岸前行，這是李瑾選定好的路線，準備到了汴口乘船直接到東京，這樣能省去很大的麻煩。

走了五天，李瑾和沈睿才走到汴口，到了汴口，李瑾也為這個黃河港口的繁華略感震驚，沈睿更是嘴都快合不攏了。只見碼頭停滿了降下了帆的船，既有貨船，也有專門載客的客船。不時有船張滿了帆，駛出港口，船上也有漿伸出，拍打在黃河之上，激起渾濁的水花。

此時已經是傍晚了，兩人進了汴口，準備找一家客店歇下。

找了一家環境看起來還不錯的客店，李瑾帶著沈睿走進店里，此時正是飯點，店里用飯的人頗多，店里只剩下一張桌子沒人坐，不過看樣子客人也才離開，伙計正在收拾。

李瑾帶著沈睿走過去坐下，伙計熱情地招呼：“二位客官，要些什么？”

李瑾邊將東西放下，邊說道：“上兩個拿手的菜，再來些饅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