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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李瑾帶著自己手下的十個人，加入那五六十人的隊伍，隨著一個管事模樣的老頭沿著官道往牢城營東面行去。走了半個時辰，眾人走到一處市井。

那地方就在官道旁，一座柳樹林子，中間一大片空地，有百十處客店，二三十處賭坊、兌坊。只見人來人往，南來北往，牽馬拉車的客商，提刀拿棒的江湖豪客，牽猴打鑼的雜技人，使槍弄棒的賣藥人，呼呼喝喝，好不熱鬧，真真是好一座快活林。

快活林地處要沖，山東、河北兩地的客商都來此地做買賣，聚集了極大的人氣。這樣的人氣旺盛的地方，自然是做生意的不二選擇，難怪那所謂的管營公子會選在這建酒樓。其父既然是牢城營的管營，自然不缺勞動力，起一家酒樓不費什么本錢，加上又是一個地頭蛇，本地官面上的關系自然早就打點好了，就算外地有人看上了這一份產業(yè)，巧取豪奪，牢城營中隨時都能拉出一二百個亡命徒出來，那時即便是過江猛龍只怕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那老管事帶著李瑾一眾囚犯，走到了一個丁字路口，只見其間有三百來平方的空地，不過上面還有一些殘垣斷壁，還有烏漆墨黑的燒焦痕跡，此地處于集市中間，偏偏又只有這么一家酒樓被燒毀，只怕那管營公子得到此地的手段不怎么光明正大。李瑾一眼看出了此中的門道，心中暗自冷笑。

都說是破家縣令，滅門刺史，此言非虛。但凡心中貪婪，手中又有點權力，哪個不是想盡一切辦法巧取豪奪。

老管事將和李瑾一般被指為頭目的五六個人聚集在一起，指著那一片廢墟說道：“就是這里了，你們手腳快些，先將雜物清理干凈，將能用的磚石材料留下來，再去那頭將材料搬過來，這就是今天的任務了。”幾人點頭。

接下來就是按照吩咐開始勞作了，李瑾自然不會親自動手了，先帶著自己那十個人上前，隨便說了一句，就讓眾人動手。李瑾則趁著那管事和其他人不注意，偷偷溜了。

李瑾當然不會是逃獄，要是想逃，出東京的時候他就逃了，還用等到今天？只是李瑾實在受夠了牢城營里一成不變的日子，找機會給自己放放風。

已經見慣了后世城市的繁華景象，穿越之后更是在東京這個繁華到了極點的城市生活了好幾年，快活林的熱鬧自然不會讓李瑾有什么眼界大開的感覺，但李瑾還是為這些商人的智慧所折服。不能不說這些商人的目光毒辣，選了這么一個通衢之地開展集市。從人流量判斷，就這么一個小小的集市，每天的銀錢流通至少在五千貫以上，能在此地有一家店鋪的人只怕也不會只是什么小客商。

在中國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有宋一代，可以說是最為開放的時代，這不僅體現(xiàn)在政治環(huán)境的寬松，更為明顯的一點則是民間百姓的市井生活。人們常說強唐弱宋，從軍事上來說，這一點無可辯駁，可一個國家不能只看它的軍事實力，更重要的評判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宋朝，不管是與它之前的王朝相比，還是與它之后的王朝相較，百姓的生活都是最為幸福的一個朝代。不說五代十國這樣的戰(zhàn)亂時代，即便是與唐朝這樣的強盛王朝相比也好得不是一點半點。

人口戶數(shù)是衡量國家富強的一個重要方面。蘇東坡曾說：“古者以民之多寡，為國之貧富。”南宋文學家朱弁在《曲洧舊聞》中說：“漢文帝時，戶口繁多，而隋開皇過之，元祐間（宋哲宗時期）又過于開皇。予親見前輩言此事，古所不逮也。本朝地土狹于漢、隋，而戶口如此，豈不為太平之極也！”司馬光在《資治通鑒》，歐陽修、宋祁等人《新唐書》中都明確的說，唐朝最盛時人口數(shù)還不如漢朝盛時，由此得出結論唐朝之治不如漢朝。“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唐朝的還不如漢朝，那怎么和宋朝比呢？

宋真宗趙恒末年（1021），戶數(shù)是867萬戶，1993萬口（丁男）。宋仁宗趙禎末年（1063），增加到1246萬戶，2642萬口（丁男）。宋仁宗統(tǒng)治國家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六百四十九萬口男丁。而相比唐太宗、唐玄宗交出的答卷就是相對寒酸了。仁宗這增長的三百七十九萬戶就相當于唐太宗貞觀時期的總戶數(shù)。仁宗之盛可以想見。

貞觀之治時期人口只有三百多萬戶，開元盛世最高也只有不足八百萬（開元二十年全國民戶數(shù)為780萬戶）。而“仁宗盛世”一千多萬，包拯得出的結論“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仁宗盛世）之盛者”相當客觀。所以宋人自豪的宣稱宋朝“太平之極也！”是有道理的。大文學家曾鞏自豪地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那是千真萬確的！

再說稅收，北宋末理學家葉水心在《應詔條奏財總論》說：“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于漢唐之盛時一再倍。”一再倍就是四倍。南宋史學家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初至紹熙天下稅收數(shù)”中記載道：“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余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真宗年號）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萬緡，嘉佑（仁宗年號）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萬緡。”宋太宗時期一年國家稅收貨幣歲入數(shù)已是唐朝最多貨幣歲入時的兩倍了，到宋仁宗時已是的四倍以上了。

其實唐朝極盛時玄宗時最高的貨幣歲入只有二百萬緡，而宋仁宗慶歷年間最高時的貨幣收入達到四千四百萬緡。兩者相差多少倍呢？“仁宗盛治”時最高的商稅是兩千二百萬緡。“仁宗盛治”只是的商稅貨幣收入就是“開元盛世”的全部貨幣收入10倍以上。唐朝前期每年貨幣歲入之所以如此低，主要是商業(yè)不發(fā)達，沒什么收入。大部分稅收來自農業(yè)，以實物稅賦為主。

以貨幣加實物粟、絹、綿、布等總數(shù)計：玄宗時天寶八年，唐政府把租、庸、調、地稅、戶稅所有收入，數(shù)額加起來共五千二百三十萬（貫、石、屯、疋等計量單位）。而這樣一個數(shù)額《通典》作者唐朝的杜佑已經指明：“其時錢谷之司，唯務割剝，回殘賸利，名目萬端，府藏雖豐，閭閻困矣。”這個數(shù)字是不正常情況下“唯務割剝”取得的高額數(shù)字，這也是整個唐朝稅收的最高數(shù)額。可以肯定“開元盛世”之時的稅收遠遠小于五千二百三十萬這個數(shù)目。而且這個數(shù)字不止是稅，很大部分來自于庸、調。唐朝賦稅真正的重頭是庸調。所以這個數(shù)字水分太大。即使這樣和“仁宗盛治”正常的稅收數(shù)額貨幣加實物比也相差兩倍，所以曾鞏說：“宋興，承五代之敝，六圣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余。皇祐（仁宗年號）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而“貞觀之治”時期無論是稅收還是戶數(shù)等具體實際指標都是很少的，不值一提。可以斷定無論怎么比“貞觀之治”與“開元盛世”時國家稅收數(shù)額加起來也不如“仁宗盛治”。

北宋時期實行的是“藏富于州縣，培護本根”的政策。宋仁宗統(tǒng)治過于寬仁，造成許多地方上供朝廷的錢財、糧食等物虧欠太多，這是當時的弊病。所以后來進行改革，按照五條原則考核地方官員，即戶口的增減，田地荒蕪程度和墾辟情況，茶鹽酒稅是否比原來的數(shù)目有所增加，上供、和糶（tiao，音同跳，意為賣糧食）、和買是否與歷年數(shù)目一致；呈報朝廷的文件必須齊備等。

北宋朝尤其是仁宗統(tǒng)治期間稅是相當輕的。時人崔伯易在《感山賦》中曾說：“以皇祐（仁宗）之版書，較景德（真宗）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馀頃，反減賦七十一萬馀斛。”就是說宋仁宗時期的田地開墾程度較宋真宗時期比大大增加了，而田稅收的卻減少了。北宋尤其是仁宗統(tǒng)治時期，隱田漏稅的現(xiàn)象十分嚴重與普遍。

宋仁宗時期龐大的國家財富來自于商稅，除農村、農業(yè)、農民外，更來自于城市、商業(yè)、商人。宋太宗時宋朝一年的商稅收入約四百萬貫。真宗景德年間，商稅也不過四百五十萬貫，而仁宗慶歷時，商稅增加竟猛增到兩千二百多萬貫。可見仁宗統(tǒng)治期間商業(yè)的巨大發(fā)展與繁榮程度。正是在仁宗以后，宋朝已經擺脫農業(yè)社會進入商業(yè)社會。所以美國學者們費正清、賴肖爾、克瑞格在《東亞：傳統(tǒng)與變遷》中感慨：“事實上從宋朝開始，農業(yè)的經濟價值已日益變得無足輕重。”

雖然政治環(huán)境的寬松造就了不少貪官污吏，但這是歷朝歷代都不能避免的事。加上此時在位的徽宗皇帝做起皇帝來很不著調，一味貪圖享樂，又在南方征收花石綱，造成了后來的方臘起義，但還是得承認，相較于前代，普羅大眾的生活水平是上升了不止一個檔次的。

就以快活林這樣一個小小的集鎮(zhèn)來說，它的繁華程度已經不下于后世的鄉(xiāng)鎮(zhèn)，甚至可以說是猶有過之。為什么會有這樣的結果，自然與統(tǒng)治階級的領導有很大的關系。

宋以前，隋唐的都城都是劃分了坊市的，其它的城鎮(zhèn)也不例外，夜晚還要實行宵禁，這樣一來固然便于統(tǒng)治和管理。但是卻絕不利于民間的商業(yè)發(fā)展，普通百姓只能種地刨食，而商戶的地位又極其低下，國家的收入來自于勞苦大眾的賦稅。但是自仁宗以后，宋代的國家收入，很大一部分則是來自于商稅，也就是這一時期開始，社會開始由農業(yè)社會向商業(yè)社會轉變。

像快活林這樣的商業(yè)集市，整個大宋不知凡幾，即便是在都城東京，城外也有相當多的商戶。

李瑾不禁為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個時代感到由衷的贊嘆。但越是這樣，他就更為這個國家的未來擔憂，也對此時的統(tǒng)治階層感到極度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