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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寧市的丁思成和古鴻生是全市乃至全省的大收藏家。但在夏中華看來,古鴻生只能作為古玩生意人,他在國內外倒騰古玩,且常與盜墓者打交道。只有丁思成算得上名副其實的收藏家,這不僅因為他德高望重,知書達禮,藏品豐富,還與他的家史有著很大的關聯。
丁思成今年已過七旬,其曾祖父是一族中,曾先后有三人為雍正和乾隆朝的進士,官至翰林院編修。他的祖父當過北洋軍閥首領段祺瑞(后當過民國大總統)的秘書。父親則是民國晚期著名的銀行家、收藏家、甲骨文專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其父主動捐獻給國家三千多冊古藉,其中多為善本,也有一些孤本;四百件珍貴碑貼拓本;一百余幅名人字畫。也正因為他的義舉,在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時,他家得到了政府的特別照顧,留下了部分藏品。可在“*”浩劫中,紅衛兵打著“破四舊”的旗號,將他家的全部藏品抄沒,共計四十余箱,丁思成的父親也在批斗中悲憤去世。“*”結束,按政策返還抄家文物,丁思成只收到二十八箱,其余的不知是在輾轉中遺失還是被人侵吞了。丁思成從此繼承了祖輩留下的劫后余生的古玩藏品。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他將原來居住的四合院改成三層樓房。藏品除了少量用于擺設,其余都貯存在地下室中,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以后,他也從不向私人出售任何藏品。只有國家博物館上門征集時(這里的國家博物館不是特指,而是泛指由國家直接管理的博物館),他才忍痛轉讓幾件。他視藏品為家人,每出去一件,都戀戀不舍,唏噓不已。其兒子丁士國經營房地產賺得盆滿缽滿,也繼承了祖輩愛好收藏的衣缽,將閑錢用于購買藏品,遂使其藏品日臻豐富。丁思成父子不僅熱衷于收藏,且致力于深入研究藏品的歷史文化價值,有獨到的見地。這種文人氣質,與他倆的名字可能不無關系。“思成”出自于《詩經》的“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其中的“思”為語氣助詞,“成”即成就之意。“士國”則出自于《詩經》的“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可見,父子兩人的名字均頗有文化內涵。近年有名字學專家認為,取名既蘊含著父母對下一代的期待,于孩子本人也有心理暗示作用,這可能并非胡說八道。
夏中華與丁思成已相識十多年。今天,他先與丁思成進行了電話預約,下午三時前去拜訪,丁思成欣然應允。因為夏中華知道,這老爺子每天必須午休半個時辰,午休期間,即使是天王老子他也不見。
夏中華把車開了丁思成家的樓房前,見離約定的時間還差十分鐘,未敢擅自提前,在車內等到了準點時間,才按他家的門鈴。
開門的是丁思成家的保姆潘阿姨,她一見夏中華,很客氣地說:“夏老師,丁先生已在會客室等您。”
丁思成的會客室簡潔而有特點,里面沒有現代摩登沙發和電器設備,茶幾、四方桌和與之相配的文椅或靠背圈椅,均是老紅木制作的。特別醒目的是墻上懸掛的那幅張大千的“醉翁亭記圖”。張大千深刻理解了歐陽修《醉翁亭記》的內含,將其華麗詞藻融于筆端,蘸以胸中逸氣,于紙面上縱橫揮灑,意境油然而生:玉峰凌霄,懸松傍崖,草木華滋,恍若隔塵之仙境。此畫丁思成盡管看了千百次,但今天再次揣摩時,仍然心曠神怡,遐想不止。別看他已過古稀之年,仍腰板挺直,精神矍鑠,清瘦的臉上能與“老”字聯系起來的只有那副老花鏡和下顎上的一撮白花花的長須。他見夏中華進來,也不起身,只是頜首一笑,用手指了指茶幾旁的另一張椅子,說:“小謝先生,多時不見,別來無恙,茶已沏在壺中,自己倒吧。”他對認為有學問的人,不管年紀大小,一律都稱先生,區別只是前面加“小”字還是“老”字。即使對常所說的盜墓賊,他也稱為“土夫子”。他雖認為這些人干的事傷天害理,從不與之為伍,但說其中也有人學問精深。
夏中華知道,丁思成的待客之道既講究又不講究。說不講究,是因為他除了一杯清茶,別無他物,也從不談言過其實的虛話。說講究,主要體現在禮節上。就拿座次而言,如坐在茶幾兩旁,他一定讓客人坐在西邊,自己坐在東邊,因為古時西為賓為尊,東為主為輔。如若人多坐在四方桌旁,那位置就更有學問了。夏中華依囑坐下后恭恭敬敬地說道:“丁老先生,看您氣色這么好,晚輩十分欣慰,今日前來討教,又要枉費您的時間,請多見諒。”
丁思成連連擺手:“哪里哪里,小夏先生看得起老朽,那是老朽的榮幸。說到討教,老朽實不敢當,你年紀不大,學問卻不淺,有什么事說來聽聽,咱們彼此切蹉,或許互有裨益。”
夏中華從紙箱中拿出一尊二十七八公分高的大梁觀音立像,放到丁思成面前的茶幾那頭,說:“請您幫我鑒定一下它的年代和瑕疵。”
丁思成戴上白手套,用高倍放大鏡仔細察看了一番,說道:“此尊佛像雖無銘文,但依我之見,它是南朝大梁皇家之物,從造型、線條到工藝與我家中收藏的那尊如出一轍。南北朝并存一百六十年,粗略地說,北朝佛像略顯粗獷,而南朝佛像相對清秀;北朝佛像的底坐大都是長方型,而南朝佛像的底坐大都為圓型。在南朝佛像中,大梁的工藝最為精湛。你這尊佛像,頭和雙臂都曾斷裂過,能修復到幾乎不露痕跡,定是怪手郭子敬的手筆。”
夏中華不得不敬佩丁思成的功底之深。丁思成家中的那尊五十公分高的大梁觀音佛像,一般不輕易示人,夏中華卻有幸見過一面。但單從一件藏品難以推斷出南北朝佛像的特點,非得有深入、厚實的研究才能達到這一地步。至于丁思成說的那個怪手郭子敬,夏中華久聞其名而素未謀面。據說此人原為南吳省博物館專事青銅器修復的館員,十五年前辭職自己搞了個青銅器修復店。說他怪,怪在三點:修復的價格奇高;對于他認為沒有價值的物品和不能交往的人,一概拒之門外;他對自己足以亂真的修復技術非常自信,立下規矩,凡被別人看出他修復破綻的,一律退還修復費用。想到這里,夏中華說:“丁老先生看來您與郭子敬交情不淺,對他的修復技術也深有研究。”
丁思成道:“對他僅是熟悉,也請他修復過幾件東西,談不上有多深的交情。憑心而論,他的手藝的確不錯,當今修復界沒有幾個人能與他相比。你對他感興趣,大概是因為這批大梁佛像的緣故吧。”
夏中華心中諤然:明明我只帶了一尊佛像,他卻說“一批”,難道他知道我手中有一批大梁佛像,便試探道:“丁老先生,您剛才說‘一批’大梁佛像,不知這是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