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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人魚不如授人漁，大部分工匠知道高爐可以煉鐵，卻不知道對其進行改進使之提高效率，印刷局的工人知道泥版印刷術卻不知換成木版甚至是銅版活字。

沒有發明創新能力的國家是沒有未來的，而想要培養創新型人才，就得從教育上入手。人才就是國家的新鮮血液，教育方面不到位，國家便沒法持續發展，所以朝堂上都是年逾五六十的老一輩在扛大梁，年少一輩的出眾者只有那寥寥幾人。

這些問題的根源就在于士族，這些士族掌握著書籍字章，代代奉若珍寶似的不外傳示人，尋常百姓即使有聰穎好學者，想要讀書識字也是一種奢望。如今大晉識字者百不足一，其大部分都是士族子弟，但是士族多為官宦富貴之家，天下承平數十年，士族子弟的官位又有九品中正制做保證，所以他們多不務正業，不好學習。讓這樣一群庸才甚至是廢物管理天下，大晉不滅亡才是怪事。

像衛恒蒯欽劉琨這樣出身名家又勤奮好學者，實在是少之又少，司馬衷雖然改革了官制，但是選官的途徑只有從士族中任命這一條，不是他看不起底層百姓，而是識字且懂些朝政的還都是這些不成器的士族，瘸子里面挑將軍，司馬衷也很為難。

后世所傳的魏晉名士之風也是政治體制所致，只要你出身名家就能有官可做，這些世家子弟是全國少有的文化人，自小繼承了家族的學問，在當時說是名士也不為過。所以他們中大部分也不會整日勤學苦練，而是喝點酒磕點丹藥，做一些出人意料的事。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范，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云水氣”而又“風流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后世景仰。

魏晉風度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吏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么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

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于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干嗎要鉆到我褲襠里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捫虱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的士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墒?，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

蒯欽三十多歲成為財政部這樣重要部門的尚書，手下又沒有多少精于算術的官吏，所以每天都是忙碌個半死，從各個郡縣的農稅商稅到其他部門的預算開支，就讓他每日倒在公署里辦公，數月下來人也瘦了面容也憔悴了。

司馬瑋也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民政部要注重農事，百姓春種秋收都是影響國家收入的大事，可是下級官吏多為世家子弟，生活優越的他們對農事知之甚少。沒辦法，司馬瑋只好親自上陣，在司州郡縣里調查農事和民情，一個二十來歲的郡王風塵仆仆走在田地間，像極了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莊稼漢。

其他各部也都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世家子弟雖然會讀書識字，可是老王改革官制之后，專業性人才體現得尤為重要，就像是理工企業招了一批文科人員，運作起來總是會有各種各樣的困難。

所以這幾部尚書經常來內閣哭訴，說人才太少，衛瓘也沒什么好辦法，只好把這種情況匯報給了司馬衷。

能當官的人安逸懶散，怎樣改變現狀呢？司馬衷踱步想道，看來是時候把中國第五大發明——科舉制度，搬出來了。

“兒臣參見父皇?！彼抉R遹下課后從何劭那里得知司馬衷駕到，便馬不停蹄趕來，哪個孩子不渴望得到父母的關懷？父皇來東宮看他可是第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