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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既亡，捻、回之亂復定，清朝一時號稱中興。的確，遭遇如此大難，而一個皇室，還能維持其政權于不敝的，在歷史上亦很少見。然清室的氣運，并不能自此好轉，仍陵夷衰微以至于覆亡，這又是何故呢？

這是世變為之。從西力東侵以后，中國人所遭遇到的，是一個曠古未有的局面，決非任何舊方法所能對付。孝欽皇后，自亦有其相當的才具，然她的思想是很陳舊的。試看她晚年的言論，還時時流露出道、咸時代人的思想來可知。大約她自入宮以后，就和外邊隔絕了，時局的真相如何，她是不得而知的。她的思想，比較所謂中興名臣，還要落后許多。當時應付太平天國，應付捻、回，所用的都是舊手段，她是足以應付的。

內亂既定之后，要進而發憤自強，以御外患，就非她所能及了。不但如此，即當時所謂中興名臣，要應付這時候的時局，也遠覺不夠。他們不過任事久了，經驗豐富些，知道當時的一種迂闊之論不足用，他們亦覺得中國所遭遇的，非復歷史上所有的舊局面，但他們所感覺到的，只是軍事。因軍事而牽及于制造，因制造而牽及于學術，如此而已。后來的人所說的“西人自有其立國之本，非僅在械器之末”，斷非這時候的人所能見得到的，這亦無怪其然。

不但如此，在當時中興諸將中，如其有一個首領，像晉末的宋武帝一般。入據中央，大權在握，而清朝的皇帝，僅保存一個名義，這一個中央政府，又要有生氣些。而無如中興諸將，地丑德齊，沒有這樣的一個人物。而且他們多數是讀書人，既有些顧慮君臣的名義，又有些顧慮到身家、名譽，不敢不急流勇退。清朝對于漢人，自然也不敢任之過重。所以當時主持中樞的，都是些智識不足、軟弱無力，甚至毫無所知之人。

士大夫的風氣，在清時本是近于阘茸

政府和士大夫階級，其不振既如此，而宮廷之間，又發生了變故。清穆宗雖系孝欽后所生，顧與孝欽不協。立后之時，孝貞、孝欽，各有所主。穆宗順從了孝貞的意思。孝欽大怒，禁其與后同居。穆宗郁郁，遂為微行，致疾而死。醇親王奕 之妻，為孝欽后之妹，孝欽因違眾議立其子載湉

內政的陵夷如此，外交的情勢顧日急。中國歷代所謂藩屬，本來不過是一個空名，實際上得不到什么利益的。所以論政之家，多以疲民力、勤遠略為戒。但到西力東侵以來，情形卻不同了。

所謂藩屬，都是屏蔽于國境之外的，倘使能夠保存，敵國的疆域，即不和我國直接，自然無所肆其侵略。所以歷來僅有空名的藩屬，到這時候，倒確有藩衛的作用了。但以中國外交上的習慣和國家的實力，這時候，如何說得上保存藩屬？于是到十九世紀，而朝貢于中國之國，遂悉為列強所吞噬。

我們現在先從西面說起：哈薩克和布魯特，都于公元1840年頃，降伏于俄。布哈爾、基華，以1873年，淪為俄國的保護國。浩罕以1876年為俄所滅。巴達克山以1877年受英保護，乾竺特名為兩屬，實際上我亦無權過問。于是自蔥嶺以西朝貢之國盡了。其西南，則哲孟雄，當英、法聯軍入北京之年，英人即在其境內獲得鐵路敷設權。緬甸更早在1826和1851年和英人啟釁戰敗，先后割讓阿薩密、阿剌干、地那悉林及白古，沿海菁華之地都盡。

安南舊阮失國后，曾介教士乞援于法。后來乘新阮之衰，借暹羅之助復國，仍受封于中國，改號為越南。當越南復國時，法國其實并沒給予多大的助力。然法人的勢力，卻自此而侵入，交涉屢有葛藤。至1874年，法人遂和越南立約，認其為自主之國。我國雖不承認，法國亦置諸不理。甚至新興的日本，亦于1879年將自明清以來受冊封于中國的琉球滅掉。重大的交涉，在西北，則有1881年的《伊犁條約》。

當回亂時，伊犁為俄國所據，中國向其交涉，俄人說：不過代中國保守，事定即行交還的。及是，中國派了一個昏聵糊涂的崇厚去，只收回了一個伊犁城，土地割棄既多，別種權利，喪失尤巨。中國將崇厚治罪，改派了曾紀澤，才算把地界多收回了些，別種條件，亦略有改正。然新疆全境，都準無稅通商；肅州、吐魯番，亦準設立領事；西北的門戶，自此洞開了。

在西南，則英國屢求派員自印度經云南入西藏探測，中國不能拒，許之。(4)857年，英人自印度實行派員入滇，其公使又遣其參贊，自上海至云南迎接。至騰越，為野人所殺。其從印度來的人員，亦被人持械擊阻。這件事，云貴總督岑毓英，實有指使的嫌疑，幾至釀成重大的交涉。次年，乃在芝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