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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棟建于九十年代初期的六層式住宅樓，墻體的瓷磚有多處已經脫落，不過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住房算不錯的了。

中午時分，整個住宅區顯得十分安靜。我們來到三樓，敲響了301室的門，可是一直沒人回應。

我看了看老呂說道：“這種老式的防盜門，我估計在五分鐘內能夠打開。”

老呂沒有說話，癟了一下嘴，雙手交叉在胸前轉過了身去。

我望了望唐振國，會心的相互笑了笑，就拿出了隨身攜帶的撬鎖工具。

不到五分鐘，門開了。我們三人靈活的閃進屋內，輕輕的將門關上。

屋里的情景很有些藝術家的氛圍，墻上除了掛著盧秋俊的藝術照，還掛著好多名畫，畢加索的《格爾尼卡》和《拿著煙斗的男孩》、梵高的《星夜》、莫奈的《干草垛》以及達芬奇的《麗達與天鵝》。對于繪畫作品我實在是才疏學淺，能認出的就這么多。當然這些畫都留著盧秋俊的署名，顯然是臨摹的作品。其他作品也是造詣非凡，特別是墻面上那一副雄獅銜著小鹿的照片寫實主義畫，簡直可以以假亂真。

我們三個門外漢對這一屋子的畫都驚嘆不已，我同時有些遺憾，如果這樣杰出的畫家真的是殺人兇手，那就太令人惋惜和痛心了。

我檢查了屋子，沒有發現有人匿藏，這間兩室一廳不到50平米的房間，到處都充滿著繪畫的氣息。只是有一點讓我感覺有些奇怪，我在鞋架上發現了一雙攀巖鞋，從這雙攀巖鞋的尺碼上判定，它顯然不是屋主的。

“歐陽，你看我發現了什么。”老呂從主臥里傳來呼喊。

我和唐振國都跑向主臥，只見老呂手里拎著一個畫筒，而這畫筒，幾乎與監控中可疑人物背的畫筒是一模一樣。

老呂緩緩打開筒蓋，從里面取出一個塑料口袋，口袋里分明裝著一柄鋼爪和兩個毛茸茸的獸爪標本。

鋼爪和獸爪都被清洗過，但是獸爪標本因為材料的復雜性，所以即使清洗了，仍然殘留著血漬。

從這兩樣東西來看，即使不對獸爪的血漬進行DNA的對比，我們也能推測出它與曹衛虎的死，有莫大的關聯。

老呂嘴里嘟囔了一句：“格老子的！”馬上撥通手機，當機立斷的部署了對盧秋俊的逮捕行動。

我提議我們三人將手機調至震動，就在盧秋俊的家里守株待兔。可是我們蹲在他家，不吃不喝不眠，一直守到第二天凌晨三點，仍然沒有等到盧秋俊回家。

這樣餓著累著也不是個辦法，于是我讓唐振國出去買些點心，回來前短信聯系。

唐振國這一去一回后，我們又繼續堅守到早上九點，看來這次埋伏行動徹底失敗。

老呂將剩下的那一口罐裝咖啡喝了后，紅著雙眼說道：“看來盧秋俊已經畏罪潛逃。”

我點了點頭，沒有反駁。

這時老呂的手機開始嗚嗚的震動起來，老呂接了電話以后，面色沉重的說道：“剛才小夏來電話，說是有市民報警，又有一幅名畫在昨天夜里被盜了，不過這次沒有發生命案。”

我從沙發上跳了起來，伸了個懶腰說道：“走吧，去現場看看，或許這兩個案子有牽連。”

老呂說：“我也是這樣想的。”

從盧秋俊家里出來，碰見幾個賣菜回來的街坊，他們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們，我聽見這些人在背后低聲咕噥：“這個變態，一下子叫了三個男人來家里，真惡心。”看來這盧秋俊的壞名聲，在這一帶是出了名的。

老呂在路上又打了幾個電話，內容依舊是部署逮捕盧秋俊的行動，當然也就是對機場、火車站、車站及港口進行大清查，并詢問了交通要道的關卡設立情況，以及對盧秋俊親戚朋友的布控調查。不過盧秋俊的消息，仍然是一無所獲。

來到北濱路的一處小區，找到了報警丟失名畫的失主，是一位七十多歲，姓許的老婆婆，這老婆婆身邊還有好幾個人陪著，都是面色凝重，應該是老婆婆的家人。

“老婆婆，被盜的是怎樣的一幅畫？”老呂出示證件后上前詢問。

老婆婆聲音顫抖，略帶哭腔的說道：“是徐悲鴻的一幅真跡，《雪中孤乞》。”

我的天，老婆婆的話讓我震驚，就是因為她口中說了‘徐悲鴻的真跡’這幾個字。

‘徐悲鴻的真跡’是個什么概念呢？我舉個例子：月5日晚，北京保利“近現代十二大名家書畫夜場”在亞洲大酒店舉槌。徐悲鴻的《九州無事樂耕耘》毫不含糊的以1.5億起拍，1分鐘之后價格就飆升到2億，隨后喊價進入膠著階段，2.3億落槌之際有新買家加入，最后以2.32億的價格落槌，加傭金為2.668億。

一幅畫賣了2.668億人民幣，我能不震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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