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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運抵雒陽后，可以通過漕運轉向關中。

自漢初定都長安后，每年都需要從關東運輸大量的谷物到長安，以滿足關中地區貴族、官吏和軍隊的需求。

漕運關中地區，漕船要經過黃河三門峽。三門峽處的黃河河面狹窄，多奇石淺灘，水勢湍急，還有著名的砥柱之險。后人所著的【水經注—河水四】里曾經說到這一段黃河的航運條件的險惡：“激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黃河三門峽段水運艱險，糧食損耗很大。

從山東向關中地區漕運，費用浩大，需要的時間很長，且運輸過程中需要的人員也很多。

為了改善漕運的狀況，武帝時期，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大農鄭當時提議開鑿漕渠，用時三年，沿著秦嶺北麓開鑿了與渭河平行的人工運河漕渠，使得潼關到長安的運輸時間和路程大大縮短。另一方面，沿渠的民田也得到了灌溉之利。

從潞縣去長安，如果不想經過黃河的砥柱之險的話，那就是選擇西行，越過烏嶺，行至晉國古都新田。然后，或是選擇繼續走陸路，從新田沿著涑水河河床一路向西南，抵達臨晉關（武帝時期改名為蒲津關），西渡河（黃河），至河曲，繼續西行，沿著渭河床一路陸路抵達長安。

另外一個選擇是從晉國古都新田開始乘船，沿著汾水向西至汾陰，然后，向南沿河至河曲，之后，順渭至漕渠抵達長安。

朝廷正月的詔令是號召民間輸谷入長安倉，用以賑濟貧民。四月末的地震是發生在東部四十九郡、國。如果是要給朝廷捐谷賑濟地震災民的話，那么，輸谷入長安就不合適了。賑濟災民的話，輸谷入敖倉是近便的選擇。

敖倉是先秦時期設置，在河南郡滎陽東北的敖山，其北部是滔滔黃河天險。敖倉是漕運的中轉站，從黃河而來的山東等地的漕糧先運抵敖倉，然后，經陸路轉運雒陽和長安。

馮家年前種植的近三十頃的菽收獲了五六千斛，今年收獲的宿麥有十多萬斛，算下來，可以向朝廷的官倉輸谷：宿麥上萬斛，菽三千斛。糧食是有，可是，以當時的運輸能力而言，沒有那么多的人力和牛車來運糧食。

西漢時期，遠距離的運輸主要靠人拉車來完成。一輛車，基本上六個人來拉，兩邊各三人，一車裝二十五斛，約合后世的三百五十到三百七十公斤，一天走不了一百漢里。牛車呢，能拉七十到八十斛，一天倒是可以走百余漢里。且，牛車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來挽車。

牛車很好，可是，馮家暫時沒有那么多的牛和牛拉的車。

馮家通過和各家聯誼以及自家購買的牛加起來不過二百余頭。

夏天暑熱，一天走不到百里。南下，過太行陘，多是河谷山道，道路狹窄而且不便牛車行進。

對馮家來說，當然是選擇向西，走上黨道，過烏嶺，走一段陸路，抵達晉國古都新田后轉水路，通過船運糧食入長安倉。這樣，一方面可以節省牛力，不耽誤馮家自家的農田生產。另一方面，雇傭的僦也不需要很多。

上黨道是大道，當年秦始皇出行時曾經走過這條道。

從晉國古都新田開始的水路運輸，一路順水勢而下，除了幾個河□□匯的地方，其余之處基本上是不需要人力拉纖挽船的。再者說了，船的裝載量可比牛車大的多，一條船可裝五百斛谷物。

開年春正月天子的詔令中提到：“民以車船載谷入關者，得毋用傳”。馮家輸谷入長安倉，數量少的話，可以按照詔令中所說的，不用去縣寺開“傳”。可是，馮家準備輸入長安倉的谷物數量龐大，達上萬斛，謹慎起見，還是開個“傳”出行的好。

馮家準備捐給朝廷的谷物中計：宿麥一萬二千斛，菽三千斛，共計一萬五千斛。

朝廷在河水和渭水相交之地設置的有船司空縣，可以先行派人去那里，安排好船只，等谷物從陸路運到后就裝上船，運往長安。谷物的數量大，縣寺也會派人隨行。

馮家的人手緊張，為了輸谷，除了自家準備的牛車之外，又從市上專門雇傭了一些僦，即是那些以自己的車輛出雇于人、替人擔任運輸的勞動者。行情按照官府雇人運糧時，“一車載二十五斛，與僦一里一錢”。

潞縣的僦本也不多，馮家又額外雇用了一些人，推著轆車，也就是獨輪車，一同運載谷物。長途運輸過程中可選擇途中的河東郡倉垣倉來中轉。

商議之后，馮媛的大父馮遂決定派出家中排行第三、第五、第七至第十五的孫兒馮信、馮武、馮惲等兄弟十一人帶著僮仆五十余人，帶領著牛車、轆車和人力挽車的大隊準備出發向長安輸谷。